严元章藏书 0273
《教育对社会的影响》
The
Impact of Education on Society
W. O. Lester Smith于1948年发表的约瑟夫·佩恩演讲，主要探讨了教育对社会产生的深远影响，这一视角与当时流行的社会对教育的影响研究形成对比。作者首先回顾了历史，认为中世纪通过小班制、统一的文化及对职业的直接关注来培养公民，但此后的宗教冲突和自由放任主义给教育系统留下了资源匮乏和质量不均的沉重负担。在探讨“当下”时，演讲指出英国教育必须克服因学校建筑疏于维护和战时过度强调个人主义而产生的消极遗产。为应对这些挑战，1944年《教育法》被视为构建未来社会的法律基础，旨在实现教育的规模化和质量的提升。展望未来，成功的关键在于平衡统一性与多样性，并将学术卓越与对工业化社会的实际需求相结合。最终，作者总结道，自由社会中教育能否产生积极影响，取决于高质量教师富有创造性的领导力以及对宽容、自由和讨论原则的坚持。
本书分为三个讲座（章节）：“过去”（The Past）、“现在”（The Present）和“未来”（The Future）。
讲座一：过去 (LECTURE I: THE PAST)
核心议题与历史背景
第一讲座探讨了教育对社会产生的影响，这与当代学者（如 Sir Fred Clarke、Dr. Tawney、Karl Mannheim）大量研究的社会对教育的影响形成了对比。作者接受了委员会提出的核心任务：“学校（或学校的整体组织）与社会的关系；特别是学校在促成社会变革中的功能”。作者指出，由于对自由的传统热爱和对操纵人性的厌恶，英国一直不愿研究教育对社会的影响。
过去，官方政策（如《哈多报告》Hadow Report）倾向于在个人和社会相互冲突的主张中保持微妙的平衡。然而，当时的事件正迅速将多数人推向支持公民教育优先于个人教育的结论，伯特兰·罗素（Lord Russell）也认同“从政治上考虑，就时代需求而言，公民教育必须放在首位”。作者认为，缺乏对理想公民身份的共识，损害了学校对社会的影响力。
中世纪教育的启示
为了寻求秩序与自由的新综合，作者认为可以从英国历史，尤其是中世纪时期汲取宝贵经验。中世纪教育的经验对于现代利用《巴特勒法案》（Butler Act）奠定新社会基础具有重要价值。
中世纪教育对塑造公民社会具有以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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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弗雷德大帝（Alfred the Great）： 被视为英国第一位真正的教育大臣，他将盎格鲁人塑造成一个民族。作者在阿弗雷德面临的教育任务与 1944 年巴特勒先生面临的挑战之间建立了历史类比。诺伍德爵士（Sir Cyril Norwood）认为阿弗雷德开创了英国教育的传统，其教育目标在于“统一、服务和公民身份” (Unity, service,
citizenship)。 - 统一的基督教世界 (United Christendom)： 中世纪的祖先们拥有统一的基督教世界，从而避免了“宗教问题”和双重制度带来的不良后果。
- 小班授课： 前宗教改革时期的学校通常规模很小，一位教师只教少数学生。作者引用数据对比了中世纪小班（例如，3、4 或 10 个学生）与现代教育部门统计的 2,081 个超过 50 人的大班之间的差异。作者强调，大班授课对社区是一种危险，因为它阻碍了建立长久的师生关系，而这种关系是性格培养的基础。
- 社会小群体： 中世纪世界不受人群拥挤的困扰，教育方法包括侍从和见习骑士训练（squire and page training），以及学徒制度，这对培养服务和良好公民精神至关重要。相比之下，现代拥挤的城市地区（被规划者称为“conurbation”）难以找到场地和人员来运营小型青年俱乐部。
- 目的明确的职业教育 (Vocation)： 中世纪的教育者在对待职业的态度上更简单、更直接。例如，拉丁语的教学并非只是为了学术，而是因为它在教会、法律、医学和行政管理中都非常实用。索罗尔德·罗杰斯（Thorold Rogers）的发现也表明，前宗教改革时期的乡村工匠在拼写和计算方面比三百年后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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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生活： 中世纪的人们擅长自然地推广教育影响，例如知识分子阶层的“思想发酵”（intellectual
ferment），以及讨论小组和“快乐的英格兰”（Merrie England）的社群精神。这种社区精神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缺乏社区设施的市政住宅区形成了鲜明对比。
现代历史中的两大障碍
作者指出，近代历史中有两个因素削弱了教育对社会的影响力：
- 意识形态冲突 (Clash of Ideologies)： 始于宗教改革及其后续的清教徒革命，“它打破了国家的统一”。教育因此成为争论的焦点。英国的教育斗争开始于英国国教与加尔文主义之间的冲突，两者都寻求按照自己的模式实现统一。这场冲突导致了教育系统的分裂和非和谐的多样性，形成了公学、文法学校、慈善学校等许多不同的传统。直到 1944 年，人们才再次开始认真讨论“统一”。
- 工业革命与自由放任主义 (Laissez Faire)： 自由放任主义、人口迅速增长以及人口向新工业区的集中，共同对教育造成了“致命打击” (knock-out blow)。这导致了对儿童教育的长期忽视，遗留的后果十分严重（例如，估计 80% 的学校不适合作教育用途）。作者引用卡莱尔（Carlyle）的观点，指出公众对教育的迫切需求持消极态度，自由放任主义仍未从人们心中消亡。
第一讲座的结尾指出，由于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的劳动成果，现代社会面临着一种将教育视为一种积极和侵略性决定因素的唯物主义信条的挑战。
讲座二：现在 (LECTURE II: THE PRESENT)
评估当前的挑战
第二讲座着重于评估“现在”的教育状况，承认由于缺乏历史透视，难以全面把握。作者认为，教育面临的问题与煤炭、棉花等老工业类似：在挑战性的新环境下，必须从自由放任迅速转变为战略规划的企业。然而，教育的转变必须是微妙的，以防损害基本自由，因为没有自由，教育就会失去其创造性的火花。
自由放任的沉重遗产（数量与环境）
英国公众并未意识到长期自由放任政策对儿童造成的不公正。虽然社会对“不良儿童”或孤儿充满同情，但很少有人关注普通儿童的教育环境。
- 糟糕的学校环境： 自由放任政策导致人口激增和集中，使得学校建筑大多是“兵营式”的，不适合现代教育，通常位于狭窄的场地，缺乏课外活动空间。这种恶劣的环境对公民教育的质量产生了抑制作用。
- 教育设施的滞后： 1870 年的《福斯特法案》（Forster Act）和 1902 年的《贝尔福法案》（Balfour Act）的实施都带有自由放任的印记。在 1902 年之后，政府倾向于优先发展文法学校一类的中等教育。结果是，绝大多数儿童仍在早期为限制性、标准化教育而建造的学校中学习。
- 经济危机阻碍改革： 1944 年的《巴特勒法案》是第一部摆脱自由放任影响的教育法令，但当前的经济危机阻碍了对积压已久的欠账进行清算。
自由放任的沉重遗产（质量与个人主义）
过去一个世纪的个人主义虽然创造了“珍贵的珠宝”（如改革后的公学、现代大学和高质量的中等教育），但整体图景是“严重不平衡的”。
- 教学上的不干预传统： 英国传统上不规定学校应教什么，官方指导（如《教师建议手册》）强调教师应“独立思考”，根据学校需要发展自己的教学方法。
- “以儿童为中心”的运动： 在 1905 年至 1935 年间，强调发展“自发的个性和个人实现”成为教育界的流行说法。这种“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被当时的人们接受，部分原因是它有助于避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幻灭时期难以确定的目标和原则。
- 对个人主义的反思： 然而，批评者指出，这种自发的个人主义（egoism）是否能为成熟的公民身份奠定坚实基础，从未得到充分检验。D. H. Lawrence 曾斥责这种自我表达阶段产生的“小小的自我”的自大令人难以忍受。
迈向未来
教育思想正在从极致的个人主义转向重新强调社会的要求。作者总结说，自由放任主义在教育领域留下了“数量和质量上的双重麻烦”。
1944 年的《巴特勒法案》被视为“从一个逝去的时代向一个尚未诞生的时代的巨大飞跃的法定跳板”。为了成功，不仅需要解决数量问题（寻找 100,000 名教师、建造新设施），更要关注质量（能力、才干、精神和心理发展）。作者最后强调，教育对社会的影响最终取决于富于想象力的教师在学校内的创造性工作，以及他们拥有的新信念。
讲座三：未来 (LECTURE III: THE FUTURE)
新社会秩序的轮廓
第三讲座展望未来，预测了基于《巴特勒法案》的教育体系和新社会秩序。
- 国家权力的扩大： 无论政治倾向如何，国家将在广阔的领域内行使巨大权力。经济规划将导致政府对教育和文化生活进行干预，形式可能包括支持艺术理事会等机构或向地方当局施加压力。
- 自由的风险： 危险在于经济与教育的界限模糊，规划者倾向于追求一致性而非多样性，这可能导致在无意中失去自由。如果出现极权主义政府，将教育作为“调音叉”来塑造社会和产生不加批判的忠诚，教育面临的风险将更大。
- 核心冲突： 真正的冲突不在于左翼与右翼，而在于支持多元主义或联邦制社会（基于法律和人权）的人与反对者之间的冲突。1944 年的法案是为适应多元主义社会而制定的立法基础。
未来教育面临的四大问题
作者提出了四个可能长期占据关注焦点的行政问题：
(i) 如何在不牺牲多样性的情况下获得统一？
- 统一的保证： 统一得到了议会赋予教育大臣的“绝对权力”的充分保证。这种“中央权威的音符”是英国教育行政中的新事物，得到了公众的普遍欢迎，因为这有助于解决旧争议遗留的过时学校建筑问题。
- 多样性的保障： 多样性取决于能否保持宽容（tolerance）这一 1870 年教育法的基础。必须让中央政府、地方当局和教师队伍之间的传统伙伴关系得以存续。法案通过咨询委员会、理事会和管理者等机制来制衡中央控制、培养多样性。
(ii) 如何在不降低标准的情况下给予人人平等的受教育机会？
- 全民教育的挑战： 教育整个民族与教育少数精英的任务截然不同。由于教育界人士大多是“书本教育”出身，他们很难以非学术模式来思考课程。
- 融合质量与数量： 必须接纳非熟练工人（占人口约 70%）作为受教育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在不降低文法学校和大学多年来达到的标准的前提下，将质量与数量融合。
(iii) 如何教育一个必须勤劳才能生存的民族？
- 职业教育的态度： 乔治·舒斯特爵士（Sir George Schuster）指出，教育的任务是“调节一种反应” (condition a response)。这种反应必须是积极面对谋生工作的态度，而不是将谋生工作视为需要逃避的弊端。
- 社会裂痕： 过去的教育体系助长了“社会琵琶中的裂痕”，因为它暗示成功和地位主要通过文法学校获得。作者批评了《诺伍德报告》倡导的中等教育三元划分，并呼吁消除中等教育中的社会裂痕，以及技术学院与大学之间的社会区别。
(iv) 如何在不牺牲基本自由的情况下对社会产生积极而明确的影响？
- 拒绝极端： 英国拒绝了极权主义方式（国家编辑教科书，教师作为“调音叉”）和消极的自由放任主义。作者认为，任何试图通过国家权威统一课程、规定核心知识或教条化文化目标的努力都不会成功，因为英国社会已经变得过于多元化。
- 自由的新概念： 自由不再被视为一种消极的“不干涉”态度，而是被视为关系和讨论的问题。重要的是教育大臣如何对待他所指导的人，以及师生关系是否友好和有益。
- 通过讨论塑造影响： 作者预见，教育的内容和性质将通过讨论（在大学、师范学院、教师进修课程和成人教育领域）来发展。教育大臣的职能是统一和传播这些讨论的成果。
- 英国方式的积极性： 英国的教育方式在不规定课程内容的情况下，却积极地灌输了自由社会的基本原则：意见自由、宽容和相信讨论。作者总结道，这种方式可以像极权主义的管制一样产生积极影响，但其价值取决于教师的质量。
总结
在瞬息万变的社会中，教育的影响力不依赖于僵化的蓝图，而必须依赖于对社区生活变化敏感的教师的创造性影响力。因此，师资培训（Training of teachers）被视为首要任务。在充满挑战的时代，教育最需要的不是计划或新教条，而是学校内部富有想象力和适应性的领导力。
比喻总结：
如果说 1944 年的《巴特勒法案》为教育开辟了一条驶向未来的新航道，那么过去的自由放任就像是船舱里积压已久的故障和污秽。现在，我们不仅要修缮船体（解决数量问题），更重要的是，船长和船员（教育领导者和教师）必须拥有共同的信念和高尚的品质，并擅长通过沟通和讨论来引导方向，而不是依靠港口发来的僵硬指令，这样才能确保这艘船在多变的海洋中（社会）航行，并在目的地（未来）实现其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