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元章藏书0246
《中国人》The Chinese

温妮弗雷德·加尔布雷思(Winifred Galbraith)的著作《中国人》(The Chinese),该书于1942年首次出版,旨在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的历史、文化和哲学。该书考察了中国文明的持久性,追溯了从商代到20世纪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发展。加尔布雷思讨论了儒家、道家和法家等核心哲学思想,探讨了仁、义、礼等关键概念在塑造社会和政治结构中的作用。此外,作者还探索了唐代诗歌和宋代绘画等艺术表现形式,以展示中国人民的精神生活和对和谐与自然的独特见解。全书在战争背景下,着重于中国文化韧性和走向民主的努力,并简要提及了基督教的影响和工业发展。
本书由温妮弗雷德·加尔布雷思撰写,于1942年3月首次出版,1943年重印。加尔布雷思曾在英国、加拿大和中国任教,在中国进行了大量旅行,能说流利的中文,并长期与中国人交往。她先前还创作了《龙脱其皮》(The Dragon Sheds his Skin, 1927年)和《向天挑战的人们》(Men
Against the Sky, 1940年)。
本书旨在考察中华文明在四亿人民中持续了五千年的价值观。作者认为,在中国西部正在建设的新中国,其生活模式是部分传统,部分创新。她希望中国能够以一个建立在与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理念相似基础上的统一民主国家形象崛起,从而为世界的自由与和平带来希望。
以下是各章节内容的详细摘要:
第一章:中国的相关性 (THE RELEVANCE OF CHINA)
本章首先驳斥了关于中国的一些过时观念,例如远东的遥远、人民的神秘难解、落后与保守以及混乱的政治社会生活。作者指出,中国文化在连续性方面是独一无二的,它在面对连续的野蛮入侵时得以幸存和胜利,并在四亿人中基本保持不变直到今天。中国抵抗侵略的英勇事迹,促使我们去探究其民族生命的根基。
作者通过历史轶事说明中国人与西方人的相似之处:如大禹(King Yü,约公元前2358年)寻找能臣的故事;韩愈(Han Yü,约公元800年)以文章斥责鳄鱼,以及他大胆请求销毁佛骨的事件;还有庄子(Chuang Tzu,公元前3世纪)拒绝入仕(“宁愿拖着尾巴在泥水中活下去”)和“干鱼之请”的故事,后者凸显了中国人的幽默和灵活视角。
文章强调,中国文化吸收了许多外来影响(如早期与印度–奥克苏斯流域的接触,以及从西亚学来的青铜技术)但仍保持其独特本质。历史上,唐朝(T’ang
Dynasty)欢迎了来自西方的佛教、穆罕默德教、摩尼教、景教(Nestorians)和犹太人。景教徒于公元625年抵达首都,其教义因“深刻且平和”、“强调美好和重要”而被皇帝赞许,并获准自由传教。尽管后来清朝乾隆皇帝(Qian Lung)在1793年拒绝了英王乔治三世开放外交关系的请求,但这种傲慢的排外态度与中华民族的真正天赋是相悖的。
本章认为,中国悠久的历史及其今天的复兴,为文明(人类精神生活的滋养)有望在亚洲得以保存提供了希望。新中国的模式部分是传统,部分是新事物。中国所捍卫的自由与民主,基于对普通人理性的信仰、讨论的价值、少数派表达观点的权利,以及仁(jen,即人道、社会美德)这一伟大的伦理概念。
第二章:中华文明的开端 (THB BEGINNING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本章追溯了中国文明的起源。考古学证据表明,中华文明起源于公元前三千年长江以北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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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朝(Shang
Dynasty,约公元前1500-1100年):通过河南的考古发掘显示,商代是黄河流域一个伟大的文化中心。商人的建筑方式与现代中国农民相似(夯土平台、梁柱)。他们是农业民族,通过在龟甲或骨头上占卜来询问神灵和祖先关于天气、战争、狩猎等事宜,这体现了对逝者能够影响生者命运的信仰。商代文字已发展成熟。他们最伟大的成就是青铜铸造技术,达到了从未被超越的完美境界。 -
周朝(Chou
Dynasty,约公元前1100年—):周朝征服商朝,扩大了统治区域,导致封建贵族的权力增长。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22-221年)铁器和牛耕的应用导致了社会动荡,哲学家们力求找到建立社会秩序的“道”或“方式”。 - 哲学流派:
- 儒家(Confucianists):保守派,主张恢复周代早期的典礼和美德,认为统治者的美德是道德的驱动力。孔子(Confucius)坚持旧仪式的伦理内涵,主张利他主义和公正。孟子(Mencius)则主张人民是国家中最重要的元素,并且坚信人性本善。
- 道家(Taoists):神秘主义者,主张无为、否认一切政府和社会准则,如老子所言,行动应“柔弱如水”,以柔克刚。
- 法家(Legalists):进步派,主张极权主义国家。国家至上,人民只应从事战争和农业。法家认为传统的道德(如孝道、正直)是国家的“十恶”,因为它们妨碍人民为国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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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时期(Ch’in
and Han Dynasties):法家思想的应用导致了短暂的秦帝国(公元前221年),秦始皇通过官僚制度打破了封建贵族的权力。尽管秦代焚书(公元前213年)而遭受后世谴责,但其统一成就非凡。随后,汉朝(Han Dynasty)建立了持续到1911年的政府形式,它融合了秦代的官僚制和封建制。汉朝重视并稳定了儒家文化,用儒家理想来证明其统治的道德正当性。汉代理想是有序和谐,如《大学》(The Great Learning)所述:从格物致知,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理念成为社会生活的基础,对孙中山和蒋介石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三章:一些哲学思想 (SOME PHILOSOPHICAL IDEAS)
本章考察了贯穿中国思想根源的几个核心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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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Tao—The
Way):是所有事物背后的唯一原则,指引着生活、政府和行为的正确方式。在道家思想中,道是无形而又完满的实在、不动的终极原理。道家强调消极、不抵抗和自我湮灭,这种顺从和柔韧性是中国的特征,也是其应对侵略和展示力量的方式。 -
阴阳(YANG”
AND “YIN ACTION AND INERTIA):源于“太极”或“终极不动”。阴阳(动与静、光与暗、雌与雄)的相互作用产生了天地万物。中国思想拒绝了固体物质的假设,认为万物处于流动与运动之中,由永恒的力在作用(类似于电子理论)。然而,哲学家们未能抓住这些理论的实际应用,转而关注伦理和社会意义。 - 天(HEAVEN):在经典著作中,天是最高的权威,关注道德宇宙。天被认为是正义、全能、令人生畏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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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灵与祖先崇拜(GODS
AND SPIRITS/ANCESTOR WORSHIP):中国的神灵(如土地神)通常被认为是消极的,人们更害怕亡魂和恶灵。祖先崇拜是家庭生活的焦点,它将祖先视为上天与人之间的联系或中介。 - 仁(JĕN—HUMAN-HEARTEDNESS):这是儒家伦理的基石,指人道、善良、社会美德,是在人伦五常中发展的行动。仁体现于尊重、宽宏、真诚、恳切和善良这五种实践中。
- 义(RIGHTEOUSNESS):与仁密不可分,是衡量仁的标准,防止仁沦为模糊不清。孟子认为义是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中国历史证明,仁义之道的力量大于军事力量,吸引了外族归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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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RITUAL OR
COURTESY):是外在行动的正确方式,是仁和正直的可见表达。礼是一种保守且稳定的力量,确保了有序的社会生活。 - 知(KNOWLEDGE):引发了“知易行难”的长期争论。孙中山则认为“知难行易”,强调只有付诸行动才算真正了解。
- 信(SINCERITY):指诚信、可靠,是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必要条件。
第四章:两位唐代诗人 (TWO T’ANG POETS)
唐代(公元618-907年)是中国诗歌和绘画的黄金时代。中国诗歌是抒情和片段式的,旨在捕捉瞬间。
- 主题:
- 家庭与爱情: 由于婚姻是家庭安排,浪漫爱情较少见,但诗歌中充满了对妻子和孩子的深刻情感(如杜甫的《夏夜》)。
- 友谊: 朋友间的欢愉和别离的哀伤是常见的主题(如李白和杜甫的诗作)。
- 自然: 诗人对自然充满热情,认为生命之流贯穿岩石、山脉、树木和人类,常以云、月、山脉为意象(如李白对云的痴迷)。
- 战争与苦难: 盛世的文化与享乐的背景是战争和苦难(如杜甫的《兵车行》,描绘了征兵带来的家庭离散和人民的痛苦)。
- 风格特征:
- 抽离(Detachment):诗人能够从自我中抽离,进入万物之灵(如李白在月下独饮)。
- 和谐(Harmony):艺术家与自然合一,通过他与自然流淌着相同的生命力.
- 暗示性(Suggestiveness):诗人故意留下“未尽之言”,让读者自行想象和完成意境。
- 幽默(Humour):对生活和人类自身的滑稽之处抱有一种轻松幽默的态度。
第五章:宋代绘画 (SUNG PAINTING)
宋代绘画是理解中国文化核心观念的有力证明,它体现了线条与形式的节奏、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对宇宙中看不见的原则的把握。
- 书画同源: 中国艺术的核心是笔触的质量,绘画和书法一样,目的是表达思想。早期的汉代艺术(如石刻)已展现出运动感和“空”的意境。
- 佛教影响: 佛教的深刻哲学和救赎希望对中国思想和艺术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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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艺术(T’ang
Art):唐代艺术达到了成熟,艺术家认为他们的工作是神圣的创造行为,声称与神性和谐。画家如王维(Wang Wei)相信绘画可以完善自然、完成造物主的工作。 -
宋代艺术(Sung
Art):受禅宗(Ch’an
Buddhism)影响,风格更具印象派特征,偏爱水墨而非色彩。画家致力于捕捉事物的真谛(truth)而非仅仅是外表形似(likeness)。 - 宋画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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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爱自然(Love
of Nature):这是一种浪漫的激情,追求“万物之本质”。 - 空间(SPACE):受道家思想影响,强调“空”的意境,将空间视为被解放精神的居所。
- 节奏(RHYTHM):体现生命不断变化和运动的规律。
- 暗示性(SUGGESTIVENESS):艺术家只描绘部分,留下空白供人想象。
- 幽默(HUMOUR):画面中的人物是真实、亲切、富有幽默感的。
第六章: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价值观 (SOME VALUES IN EVERYDAY LIFE)
本章探讨了哲学思想如何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优点和缺点。
- 和谐(HARMONY):行动往往以是否促进社会关系和谐来评判,有时导致妥协被置于客观标准之上。
- 面子(“FACE”):避免让他人“失面子”是因为尊重个人尊严。
- 责任(RESPONSIBILITY):家庭和集体的责任感非常强(包括裙带关系、商业诚信),家庭组织甚至被纳入了新的政治体系。
- 礼貌(COURTESY):对每个人作为个体都抱有深刻的尊重,这是真正的平等基础,跨越了社会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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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学习(RESPECT
FOR LEARNING):自孔子时代起,社会就尊重学者,为最贫穷的人提供了通过教育进入国家服务的机会。这种对知识本身的强调也可能导致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 - 忍耐(PATIENCE):这种品质(也被称为惰性或冷漠)是中国人的力量所在,使他们能够以近乎自动的反应面对灾难和苦难。
- 简朴(SIMPLICITY):生活的理想是适度和简朴,对物质舒适和进步的追求并不高。
- 宗教(RELIGION):中国人对宗教的态度较为宽容。生活核心仪式包括对上天、土地神和祖先的日常供奉。中国有儒释道“三教”共存,许多人将三者兼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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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视角(RURAL
OUTLOOK):中国文明的基础是农业价值观。村庄生活由民选的长老管理,尽管贫困,但具备尊严和理性。
最终,作者指出,中国正朝着四个基本原则迈进:人道(jen)、阶级间的正义、公共管理和商业的诚信,以及自尊和对人格价值的深刻认识。
第七章:走向民主 (TOWARDS DEMOCRACY)
本章探讨了中国从传统结构向民主转型的过程。
- 民主基础: 中国社会的民主基础在于其强烈的群体意识和对理性和内在秩序的信念。传统的村议会通过讨论和妥协来解决问题,培养了对民主的信仰。
- 革命浪潮: 太平天国运动(Taiping Rebellion)引入了平等和公有财产的思想。甲午战败后的屈辱刺激了对改革的需求。康有为(Kang Yu-wei)的“戊戌变法”失败后,他撰写了《大同书》(The Great Community),描绘了基于道家和谐与儒家美德的理想世界秩序。
- 孙中山与三民主义: 孙中山(Sun Yat-sen)领导了国民党(Kuomintang),致力于推翻满清、建立共和、争取民族独立和均地权。1921年后,孙中山受到俄罗斯的影响,将革命原则定义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即三民主义,作为中华民国的理论基础。
- 蒋介石与统一: 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领导北伐(1926年)并建立中央政府。
- 挑战: 中央政府面临多重挑战:十年内战(与共产党斗争,共产党军队的军事和经济组织能力更强),以及军阀混战。交通不便曾是分裂的主要因素,但航空、公路和铁路建设(如粤汉铁路)改善了国家统一。
- 日本威胁: 日本入侵(1931年占领满洲)源于其军国主义和世界征服的野心,这与中国松散的文化结构截然不同。1936年,蒋介石被部下(张学良的部队)绑架,促成了国共联合抗日。尽管战争带来了巨大的物质损失,但它也增强了人民的民族意识和团结。原定于1940年11月召开的国民大会(People’s Congress)被视为迈向民主的下一步。
第八章:新中国 (NEW CHINA)
新中国在战争和混乱中展现出新的模式。
- 民族统一: 日本侵略削弱了地方主义。来自不同省份的人们迁往西部和西南部,在共同危险中形成了深刻的团结纽带。知识分子被迫接受简朴的生活标准,拉近了与农民的距离。
- 民主发展: 国民大会的召开象征着孙中山规定的训政期结束。国民大会的代表将通过地方议会(基于家庭分组)选举产生。国民参政会(People’s Political Council)的活跃显示出公民讨论和倡议的意愿。共产党(第八路军集团)在北方的游击战中,在政治教育和农村改革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是国家经济体系改革的推动力。
- 合作社运动(CO-OPERATIVES):合作社运动是民主精神的有力证明。中国工业合作社(C.I.C.)(始于1938年)是战争时期最有希望的尝试之一。它将工业生产组织到内地的轻工业和重工业区,旨在建立一种更具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避免官僚控制。它为难民和伤兵提供就业和公民培训。
- 工业发展: 战争迫使政府在西部省份快速发展重工业。新工厂生产钢材、机器,甚至开发替代燃料如纳塔林(nataline)。
- 农村建设与教育: 农业问题仍是核心,政府投入大量资金进行农业改良,并训练农村行政人员。教育改革旨在五年内实现每个乡镇(pao)设立一所学校,以减少文盲。高校内迁使教育更加务实,学生与教师将教育与国家实际问题结合。
新中国以“抵抗与重建”(Resistance
and reconstruction)为口号,在战火中以新的活力、希望和愿景向前迈进。
第九章:中华基督教的地位与影响 (THE PLACE AND INFLUENCE OF THB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本章考察了基督教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及其在战争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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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天主教: 耶稣会士带来了西方科学和数学,并在1692年获得了传教的容忍法令。但因“礼仪之争”(Confucius
and ancestor worship)而导致迫害。 - 基督教影响: 基督教的早期教义与中国思想(如孝道、祖先崇拜、多妻制)存在冲突。
- 教育工作: 传教机构建立了许多学校,提供了重要的西方教育和科学知识。
- 医疗工作: 基督教医院在医疗和公共卫生(如疫苗接种)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促进了国家卫生管理体系的发展。
- 社会变革: 基督教女性是废除缠足运动的先驱。它还通过宣扬人人平等的价值(无论男女都是上帝的儿女),提升了女性的地位。
- 战时教会: 经历战火的中国教会展现出巨大的力量和创造性。
- 救济行动: 教会不再是隔绝的外来教派,而是积极参与抗战救济(难民、伤兵),与佛教徒、政府官员等合作。
- 本土化: 教会领袖越来越本土化(中国人),并通过实际的社会服务(如农村牧师参与农业技术指导,推动“健康、教育、合作社、传福音”四位一体的农村计划)来体现基督教的现实意义。
- 合一运动: 战争促进了各教派的合作和合一,如在人口集中地(如昆明)建立联合教会。
- 普世教会: 中国教会意识到了自己属于普世教会,并得到了国际援助。许多教会在战时仍为敌人祷告,体现了对“爱你的敌人”的积极尝试。
第十章:一个在校的民族 (A NATION AT SCHOOL)
本章总结了新中国正在学习的传统与现代价值观。
- 新旧冲突: 传统“和谐”观(导致僵化)与新的发展和改革观念碰撞,使国家在动荡中得以统一。
- 家庭与社区: 尽管家庭系统被孙中山批评为“一盘散沙”,但其优点(尊重年龄、家庭感情、相互帮助)被保留,并被用于新的民主机制。
- 社会与经济: 中国在社会平等和尊重体力劳动方面有着传统优势。国家正在走向一个社会化或共产主义化的国家,但并非必然遵循苏联的先例。
- 民族精神: 民族性格中的简朴、忍耐力和不屈不挠的韧性,正在支撑着长期的抵抗。
- 行动与愿景: 蒋介石提倡积极行动(“唯一的失败是停止行动”)。民族主义已成为事实,表达为建设国家的决心。国家正在努力解决贫困、无知、疾病和腐败这四大敌人。
正如孔子所言,“民无信不立”。中国人民抱着这种信心和希望继续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