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元章藏书0195
《教育伙伴关系》Partnership in Education
本书主要围绕英国教育系统的结构、挑战和发展展开，特别关注1944年《教育法》颁布后的变化。文本包括教育界人士撰写的章节，讨论了中央权力机构（教育部）与地方教育当局（LEA）之间新的合作与控制关系。此外，它们探讨了教师角色的演变、培训趋势，以及如何将学校与更广泛的社区（包括工业和商业）联系起来。材料还详细介绍了学校卫生服务的演进，县级行政区和县辖市行政区在实施新法案时面临的独特行政问题，以及艺术、设计和实用教育在课程中的地位。一些广告和出版物（如《聆听者》和教育用品供应商）为当时的教育环境提供了具体补充。
《教育伙伴关系》（PARTNERSHIP IN EDUCATION），该书是《教育手册》（EDUCATION
HANDBOOK Number 3）的一部分，于 1948 年由诺里奇的 JARROLD & SONS LTD 出版。本书的主题围绕教育领域中各合作方在实施《1944 年教育法案》时所面临的挑战、新关系和发展方向。
Dangers of Definition: Revised Relationships（定义的危险：修正的关系）
作者：E. W. WOODHEAD（肯特郡教育官员）
本章强调在教育发展阶段，合作至关重要，要求所有相关方共同努力实现目标。教育现在被公认为与社会和经济变革紧密相关。
发展的挑战与规划： 制定小学和中学发展计划以及继续教育和郡立学院计划时，必须警惕目标和方法固化的风险。通过保留条款、保障措施、满足紧急需求以及在地方和国家层面进行协商，可以避免这种僵化。虽然要建立国家政策和总体发展模式，但仍需为个性和成长留出空间。
合作方角色的重新定义： 教育服务的主要合作方（包括教师、部长和地方教育当局 (LEA)）的权力和职责已被重新分配和界定。
- 教师职业： 教师地位的提升要求他们在组织、课程设置、新员工培养和资源利用方面体现智慧。其他合作方必须提供足够和适当的人员、设备和住宿，并承认教师的专业地位。
- 教育部： 部长在澄清教育政策主要问题、规定标准和要求计划方面取得了进展。教育部必须通过明智的授权和充分的协商，确立领导地位而非发号施令的地位，使修正后的伙伴关系对教育发展做出宝贵贡献。
- 地方教育当局： LEA 仍然是主要的合作方，其地方自治传统是自由的堡垒，支持实验自由、选择自由以及家庭和学校的合作。作者希望这种态度能在与中央当局的新关系中继续存在。
- 非官方合作方： 诸如基督教教会、工业和商业、以及参与教育机构管理的非专业人士（理事和管理者） 等非官方团体在教育服务中也拥有新的地位和功能。理事和管理者的明确地位应被用于鼓励教职工、维护学校个性、并保护学校免受官僚干预。
未来展望： 这一代人的任务是在不限制上层建筑范围的情况下奠定坚实的基础。教育服务的目的必须清晰并广为人知。合作关系的检验标准在于对个人和社区的益处。必须建立能够适应、即兴发挥和有机成长的关系。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Partnership or Control,
Leadership or Direction（教育部：伙伴关系还是控制，领导力还是指导）
作者：C. BIRCHENOUGH, M.A.（肯特郡教育委员会首席督学）
本章探讨了《1944 年教育法案》给中央教育机构带来的巨大变化。该法案用一位部长取代了教育委员会，其职责是“促进英格兰和威尔士人民的教育”并确保地方当局“在其控制和指导下”有效执行国家政策。这表明中央当局决定对公共教育的提供和性质施加更直接的影响。
民主原则与行政： 英国悠久的地方自治传统使得中央当局倾向于避免不当干预教育事务。中央行政通过鼓励新服务和设定最低标准，旨在提升效率，而非制造单调划一的格局——因为“只有死亡才存在统一性”。教育的终极目标应当是发展个人的人格，而非出于任何功利目的。因此，教育行政必须在形式和精神上都是民主的。
历史回顾与权力演变： 历史上，中央机构从 1839 年的枢密院委员会开始发展。1899 年，教育委员会成立，旨在协调工作和政策。在 R. L. Morant 的领导下（1902 年后），中央权力得到加强，教育被视为需要中央权威领导。战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地方自治的潜力曾受到乐观估计，但随后的财政紧缩导致短期方案程序被采纳。1926 年，政策转向赋予 LEA 更多自由裁量权，但同时增加了中央的绝对自由裁量权。
1944 年法案的影响： 认识到地方政府资源不足以保障未来所需的教育水平，1944 年法案增加了中央当局相对于地方当局的权力。法案将 LEA 数量从 317 减少到 147，并设立了分区执行机构 (divisional executives)。
现代行政与督学角色： 部内设置了多位副部长和次长负责主要部门。国王陛下督学（H.M. Inspectors） 队伍得到扩大，他们作为专家的角色不仅限于评估学校，还包括担任教育部和 LEA 之间的联络官和顾问。本章警告，教育行政机器的规模和复杂性增长，导致能量消耗巨大，有走向标准化和制度化的风险。作者强调，民主政府的精髓在于明智的自由裁量权，而非机制化。最后，作者建议教育部设立一个高效的研究部门，以解决问题并培养高层管理人才。
The Local Education Authority (1) County Administration（地方教育当局 (1) 郡行政）
作者：A. B. CLEGG, M.A.（约克郡西区首席教育官）
本章讨论了郡级 LEA 在实施新教育法案时面临的特殊挑战。郡行政的主要任务是供应学校、设备、医疗护理、教师等，同时促进社区的精神、道德、心智和身体发展。
郡的行政复杂性： 郡面临的实际问题比城市更困难，如学校分散、乡村学校的地位和地广人稀地区的组织问题。
分区行政（Divisional Administration）： 《1944 年法案》催生了分区执行机构（Divisional Executive），表面上是为了确保地方参与，但实际上被认为是对“第三部当局（Part III Authorities）”的安乐死。这套行政机制被批评为臃肿笨拙，导致延迟和挫败。要使它发挥作用，需要郡当局真诚地将执行机构视为伙伴。
乡村学校问题： 乡村学校过去常被忽视。如果坚持小学是学习“三 R”（阅读、写作、算术）并达到固定标准的场所（“三 R”理论），则可能导致学校关闭。但如果小学被视为鼓励儿童通过活动和兴趣快乐发展的环境（像幼儿园一样），那么保留乡村学校是可取的，因为它们对于维护乡村生活和阻止人口迁移至关重要。建议为乡村学校提供最好的设备、频繁的进修课程和巡回教师。
中等教育： 实施全民中等教育的目标面临挑战。教育心理学家对在 11 岁时将学生分类为文法、技术和现代三类学校（分别占 15%-20%、10% 和其余）的准确性提出质疑，认为这与儿童心理学已知事实相冲突。在偏远郡区，建设分类型学校面临挑战（多边学校的缺点或大量通勤）。解决办法是寻求最大程度的灵活性，例如设计易于分割或由单一校长管理的学校建筑。
其他郡级问题： 包括学生通勤问题（如每日 70 英里往返教派中学）；小型乡村文法学校可能需要放弃自愿地位以换取当局的资金和特权；寄宿学校 provision 的高成本，以及将“最优秀的人才”送去私立寄宿学校可能加剧公立学校与私立学校之间的差距。建议 LEA 增加专门化中等教育（如艺术、音乐、农业）的寄宿设施。
农业教育： 郡教育委员会负责针对家庭种植者和园艺爱好者的继续教育。警告应避免对“乡村倾向”的感伤，应将乡村科目视为一种教育，而非仅仅是针对“B 类和 C 类”学生的职业培训。如果作为职业教育，学校应成为该地区的小型研究站。
继续教育与成人教育： 郡当局必须努力协调青年俱乐部、夜校、成人教育等活动。警告不要使用破旧不堪的建筑作为郡立学院或社区中心。郡区行政管理的困难在于三层行政体系（管理者、执行机构、郡委员会）造成的拖延，必须毫不留情地精简行政程序。
The Local Education Authority (2) The County Borough（地方教育当局 (2) 郡自治市）
作者：F. STEPHENSON, M.A.（诺丁汉市教育总监）
郡自治市（共 83 个）面临着城市地区的拥堵问题，教育发展规划受城市规划和住房建设速度的制约。新的建筑规范要求大量的土地用于学校场地和操场，需要与其他市议会委员会（如公园委员会）进行协商。
公共关系与初级教育： 紧凑的区域有利于了解家长的意愿。LEA 必须通过有效宣传（例如家长教师协会、“开放日”）来解释新教育体系的目标，确保家长对学校的道德和精神培养有信心。
初级教育（Primary Education）： 新法案最重要的职责之一是为五岁以下儿童提供幼儿园或幼儿园班级。虽然战时积累了经验，但场地不足是一个挑战。教育部的小册子建议设立独立的幼儿园，以提供家庭般的氛围。主要挑战是缺乏女教师，导致班级规模过大，需要建立额外的常设培训学院。
中等教育（Secondary Education）： 提高义务教育年龄至 15 岁是实现教育平等理想的关键一步。
- 技术中学： 郡自治市特别关注中等技术学校的地位，这些学校现在必须从 11 岁开始招生，但学生无需承诺专业化。
- 组织模式： 多边学校在城市地区更容易实现，但作者质疑聚集 1,200 至 2,000 名学生是否会牺牲对个人的影响。双边学校（文法+技术或技术+现代）的实验也可能出现。
- 选拔： 11 岁以上的选拔必须从竞争性考试转变为基于智力和能力倾向测试的选拔过程，以确保学生被分配到最适合其发展的学校类型。
特殊教育和继续教育： LEA 有责任仔细查明残疾学生，并通过区域会议协调计划，提供特殊学校。在继续教育领域，发展机会是无限的。技术、商业和艺术学院设施普遍不足。区域继续教育咨询委员会是建立教育与工业/商业伙伴关系的重要一步。雇主对日间带薪学习（day-time release） 的兴趣增加，为郡立学院的计划提供了经验。
社区生活： 在非正式活动中，LEA 必须与志愿组织合作（如青年服务、成人教育）。郡自治市需要对整个区域进行社会调查，以制定社区协会（Community Associations） 模式，并与住房当局协商提供娱乐和社会及体育训练设施。由于缺乏空间，学校供餐服务被迫采用中央厨房模式。
Divisional Administration: The Fifth Wheel of the Coach ?（分区行政：马车上的第五个轮子？）
作者：JOHN ARMITAGE（《双周评论》编辑）
本章主要批判分区执行机构的价值。分区执行机构是《1944 年法案》为了安抚被剥夺权力的 Part III 当局而采取的妥协产物，而不是出于信念。
行政效率的质疑： 必须评估执行机构的贡献是否与其成本相称。它保留了精简后的当局数量，但给郡行政增加了延迟和潜在的障碍。
不满的来源：
- 管理者和理事： 他们感到自己的权力被削弱，执行机构夹在他们和郡委员会之间，导致不必要的拖延。
- 执行机构成员： 他们感到自己像“马车上的第五个轮子”，在重要事务上只能提供建议，缺乏决策权，令人沮丧。
- 成员构成： 大部分成员是议员，他们因公务繁忙，无法全身心投入教育工作，且可能带有地方竞争和政治色彩。
所做贡献： 执行机构确实提高了公众对教育事务的兴趣，并为郡教育委员会提供了一个有组织的批评团体。然而，它们的实际积极帮助很小，承担的大多是可以在郡委员会完成的例行工作。
主要指控（人力浪费）： 对执行机构最严重的指控是浪费人力。它们导致行政人员队伍膨胀，增加了官僚作风，并可能使教师从教学岗位流向行政岗位。
结论： 作者认为，从逻辑上讲，分区执行机构应该被废除。应回归两级制（管理者/理事与当局），并加强管理者和理事的职责和权力。
The Teaching Profession (1) New Attitude and Functions（教师职业 (1) 新态度与新职能）
作者：GORDON BARRY, B.Sc.（全国校长协会总秘书）
本章描述了教师职业从孤立走向融入社区的转变。
旧的孤立： 过去的教师常被视为脱离主流生活，“在男孩中是男人；在男人中是男孩”。这种孤立助长了怀疑，部分源于“按结果付费”的陋习。
新面貌： 孤立主义已死。伯纳姆薪酬标准（Burnham scales） 的实施赋予教师专业地位，使他们能够参与社交生活，扩大了视野。教师的职责不再仅限于“三 R”，而是肩负着塑造国家未来的“巨大任务”。
职责范围： 教师成功地争取到了不受强制性额外职务（如弹风琴、协助神职人员）和宗教测试的自由。然而，学校时间内的非教学职责（如处理信件、牛奶、餐食、登记、称重）却不断增加，导致教师呼吁“刹车”。学校领导（head
master/mistress）的职责已扩大到照顾学生的身体成长和心理发展，他必须确保课程能够培养学生的能力。
社区与合作： 学校现在是社区的一部分。家长教师协会、雇主对毕业生的兴趣，都体现了这种参与。作者建议建立雇主–教师协会。教师与教育部、LEA 和理事/管理者之间的官方关系也发生了积极变化。公民教育和休闲教育变得重要。《1944 年教育法案》用“三 A”（年龄、能力倾向和能力，age, aptitude, ability）取代了“三 R”。
The Teaching Profession (2) Training of Teachers: Trends
in Relation to Schools and the Community（教师职业 (2) 教师培训：与学校和社区的关系趋势）
作者：HELEN M. SIMPSON, B.A.（埃克索尔培训学院院长）
教育处于“混乱状态”（state
o’ chassis），但趋势清晰：教育理念从指令（instruction） 转向成长（growth）。
培训的演变：
- 传统阶段： 大学培训部门专注于严格的学位课程，需要学生将学识与儿童研究相结合。培训学院早期目标狭隘，后来转向“临床方法（clinical approach）”，即职业化与自由化的结合。
- 课程内容： 课程强调将深入的学科背景与个人兴趣相结合，并重视通过在游戏中心和学校中的实践经验来理解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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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奈尔报告（McNair
Report）： 该报告支持将培训课程延长至三年，以确保专业内部的真正平等。
教育理论趋势：
- 民主教育： 需要更清晰地阐明民主理念，将“社会研究”和“环境研究”纳入课程，让教师了解儿童的社会和家庭背景。
- 艺术地位： 艺术的重要性日益增长，它涉及创造和欣赏的审美体验，有助于释放创造性能量和情感发展。
- 精神价值： 人们对超越社会和人道主义原则的精神价值重新产生兴趣，这反映在学院生活中对宗教问题的关注。
紧急培训计划（Emergency Training Scheme）： 针对年龄较大的学员提供一年的课程，旨在作为一次教育实验。关键经验包括：强调教师的个人素质（有时间阅读和思考）；培养对儿童的关爱和尊重（排除压制性纪律和体罚）。该计划采用评估而非正式考试的方法，极大地减轻了学生的压力，鼓励了更具冒险精神的学习和个人项目。
伙伴关系与障碍： 学校与培训机构是密不可分的伙伴，尤其是在《1944 年法案》提供了实验自由之后。麦克奈尔报告提出的教育学院/机构可以作为合作和研究的焦点。当前，教师短缺、班级规模过大和建筑设施不足是主要障碍。作者强调，学校的重建和翻新是极其紧迫的，仅次于住房。
The Local Community（地方社区）
作者：W. O. LESTER-SMITH, C.B.E., M.A.（曼彻斯特市教育总监）
本章探讨了地方社区在教育行政中的重要性。
历史行政模式的不足： 早期国家教育体系关注“国家”，忽视了“社区”，家长在教育中几乎没有发言权。1870 年后的行政机构强调程序效率和中央集权，地方利益和倡议被压制。
社区意识的觉醒： 集中行政模式未能激发地方兴趣；缺乏公众支持导致学校在财政危机中成为牺牲品（如 1931 年）。现代社会中，地方社区自发组织（如 WEA、妇女协会、家长教师协会）显示了积极参与社会服务的意愿。
《1944 年教育法案》的影响： 法案旨在使教育成为一种“鲜活的力量”。中央权力（“利维坦”，即部长）的扩张，要求地方意见必须足够强大才能发挥作用。法案规定了 LEA、分区执行机构、理事和管理者的角色，并重视家长的意愿。
社区中心与公民类型： 教育部的《社区中心》小册子认为社区中心是当地社区生活的宝贵焦点。但中心不会吸引所有人，尤其是“爱家型（home-loving）”公民，他们重视家庭、花园、书籍和独处。作者指出了四种可以为教育事业提供支持的公民类型：好社交型、爱家型、政治型和非政治型。理事和管理者作为地方教育管理者，其价值取决于能否找到合适的人选和赋予足够的职责，特别是任命教师的职责。
Inspection and Advice, Central and Local（中央和地方的检查与建议）
作者：R. H. CHARLES, C.B.E., M.A.（前国王陛下首席督学）
中央督学的职责： 督学是自 1839 年以来国家教育系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被描述为教育部的“耳目”、“教育传教士”和“财政的看门狗”。他们的主要职责是：通过实地访问了解教育领域的事实和条件，向教育部提供可靠信息；以及通过鼓励创新和提高标准来“促进教育”。
影响方式： HMI 充当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联络人；英国教育的影响力主要通过说服而非规定来实现。HMI 的工作是评估学校和促进其发展。他们的报告旨在为学校和管理者提供指导。
专业化与整体观： 督学人员需要具备广泛的专业知识。然而，作者警告不要让所有督学都成为专科督学，因为过度专业化会使教学分化，割裂知识领域，最终损害教育。HMI 的重要功能是将学校视为一个整体。
检查与考试： 过去国家曾通过督学充当小学和培训学院的外部考官，但这种制度被废除。虽然外部考试仍有影响，但督学的作用是评估学校的运作、目标、方法、生活和精神。
中央与地方督学的关系： 地方教育当局也有自己的督学。HMI 应用国家标准，带来全国经验，且独立于地方影响和教师的雇主。地方督学则与 LEA 关系更紧密，更多地参与执行性行动（如任命、晋升教师）。
The School Health Service（学校健康服务）
作者：W. A. BULLOUGH, M.B., Ch.B., M.Sc., D.P.H.（埃塞克斯郡和学校卫生医疗官）
概述与历史： 学校健康服务（SHS）连续监管着英格兰和威尔士约 450 万学童。历史上，SHS 经历了四个阶段：治疗缺陷、早期诊断、预防缺陷和建设性阶段（旨在实现积极健康）。自 1907 年以来，SHS 一直是教育系统的一部分。
当前服务：
- 查明： 基于每年至少三次的例行体检，并辅以后续检查。校护（school nurse） 的清洁检查极大地改善了卫生状况。
- 治疗： 早期将学生转介给家庭医生效果不佳，催生了小病诊所（Minor Ailment Clinic），受到欢迎。牙科服务是巨大的挑战（90% 的学童受影响），最好是从幼年开始持续监管。其他专业诊所包括眼科、耳鼻喉科、骨科、心脏科和儿童指导诊所（Child Guidance Clinic）。
- 特殊学校： 为患有各种缺陷的儿童提供教育和治疗。幼儿园（Nursery Schools）有助于提供持续的医疗监管。
- 营养与供餐： 学校供餐服务的普遍提供（包括餐食、牛奶和补充食物）被证明有助于疾病预防，营养是促进健康的最重要因素。
- 心理卫生： 旨在维持心理健康和预防心理障碍；神经症通常起源于生命的最初四到五年。教育心理学家在智力查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教师的角色与挑战： 教师在查明儿童的身体或精神残疾方面具有最持续的机会，SHS 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
《1944 年法案》的扩展： 法案要求 LEA 提供免费治疗（除了家庭医疗），并将 SHS 扩展到 15 至 18 岁的群体。法案使为残疾儿童提供特殊教育成为法定义务。大多数残疾儿童通过适当教育可以实现自给自足。
结果： 虽然难以全面评估，但地方报告显示了显著进步，例如头皮清洁度提高（1913 年 L.C.C. 67.2% 提高到 1933 年 95.8%）和平均身高体重增加。
Industry and Commerce (The Destiny of Technical
Education)（工业与商业：技术教育的命运）
作者：I. J. PITMAN, M.P., M.A.（议员）
本章讨论了技术教育在教育系统中的地位以及“功利主义”与“希腊式”教育之间的冲突。
教育的困境： 潜在的职业科目（如建筑学）应该以应用为目标（实用主义观点），还是以知识本身为目标，仅强调可迁移性（希腊式观点）？。
实用主义的优势： 希腊式观点占据主导地位，轻视功利科目。然而，实用主义教育的真正价值在于其兴趣因素而非职业因素。例如，空军训练团学员对数学的兴趣源于其在导航中的实际用途。初级技术课程即使对成绩较差的学生，也通过基于实际的概念，取得了惊人的效果和更大的能力可迁移性。
希腊主义的反击： 尽管《巴特勒法案》似乎承认需要实用主义方法来教育大多数需要应用性学习才能产生兴趣的青少年，但希腊式教育者成功地通过行政手段，将技术学院（实用主义基地）转移到继续教育阶段（以“大学地位”为诱饵）。这导致技术中学不得不由希腊式的教师任教，从而危及实用主义方法的继承。
多边学校与隔离： 作者认为，虽然多边学校（Multilateral School）是理想的，但在初期，由于地位差异和摩擦，技术中学需要与文法中学分开发展，以建立自己的传统和势头。
继续教育： 日间带薪学习（Day Release） 是未来郡立学院的雏形，雇主认为这能提高年轻员工的教育水平。在大学层面，实用主义的道路（通过技术学校/学院）应该像文法路径一样顺畅，但大学入学仍然是希腊主义者的领地。
Design and the Environment of the Child（设计与儿童环境）
作者：HELEN LOWENTHAL, B.A.
本章讨论了设计教育的失败以及儿童环境对品味形成的重要性。
品味的危机： 尽管自“大展览”以来教育界对艺术投入巨大，但公共品味水平仍然令人遗憾。作者认为，低劣的品味是社会堕落和个人精神贫困的体现，仅仅通过教育无法解决这种巨大的邪恶，因为它植根于物质主义的世界观。
艺术教育的现状： 艺术在教育中作用甚微，大多数教师不相信视觉教育的重要性。艺术教师的孤立反映了艺术家在社会中的孤立。教育哲学长期以来只关注逻辑和记忆，忽略了想象力和人格整合。
学校环境与设计： 现代学校建筑（如洛杉矶的实验学校）通过开放式设计、充足的光线和空间，提供了理性的教育框架。
手工艺的地位： 手工艺（Handicrafts） 对儿童的人格发展至关重要，它可以弥补机器世界带来的“荒漠”感。然而，手工艺教学目前在学校中常被视为给“较迟钝儿童”的权宜之计（stop-gaps）。应鼓励手工艺与课程整合，制作供教室使用的实用物品。
幼儿园与家庭环境： 幼儿深受环境影响，应为他们提供坚固、设计良好的玩具。
青少年的“私人房间”： 14 或 15 岁时，拥有一个“自己的房间”对青少年的个性发展至关重要。精心规划的房间（例如北欧的卧房兼起居室设计）可以提供良好的设计训练。
Adult Education（成人教育）
作者：D. E. COOKE, M.A.（白金汉郡首席教育官）
战前的局限： 战前成人教育主要以学术性的讲座课程为主（如大学和 W.E.A.），参与人数有限。
《1944 年法案》下的新职责： 新法案规定 LEA 的职责是确保为所有成人提供“有组织的文化培训和娱乐活动”。成人教育必须是自愿的、多形式的，并承认学生的成人身份和生活经验。其紧迫性在于弥补战争导致的教育中断，并确保家长能够支持儿童教育的改进。
合作关系： 成功的成人教育依赖于 LEA、大学和志愿组织之间的伙伴关系。LEA 承担主要财政负担；大学提供教学咨询；志愿组织提供参与者和专业帮助。
非正式活动的影响： 报纸、电影、广播等非正式力量对社区思想和品格有巨大影响。成人教育必须与这些力量沟通，并扩展如剧院、图书馆等文化设施。
社区中心的重要性： 社区中心是战后世界的“至关重要性”。它们应成为文化生活的焦点。
国家成人教育基金会： 基金会的成立旨在促进所有在成人教育领域有重大利益的合作方（大学、LEA、志愿机构）之间的理解与合作。
The Universities（大学）
作者：JOHN MACKAY-MURE（《继续教育》编辑）
过渡期的挑战： 1947 年的辩论指出，大学正在进入一个过渡期，需要调整与政府和 LEA 的关系。
巴洛委员会的建议： 巴洛委员会（Barlow Committee）建议在未来十年内将科学家和艺术学生的产出增加 100%，以满足国家需求和维持文化平衡。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是财政援助，确保有能力的年轻人不会因经济原因而无法上大学。
财政依赖： 大学同意大幅扩招，这意味着对政府的财政依赖增加。财政大臣承诺提供大量的经常性和非经常性拨款（例如，到 1951-52 年，经常性拨款将增至近 1200 万英镑）。
规划机制的争论： 随着政府资助的激增，规划机制成为关键。大学拨款委员会（UGC）的职能已被扩大到协助制定和执行发展计划。但批评认为 UGC 过于被动，倾向于接受现状（status quo）而非推动创新（例如对新大学学院的支持是有条件的）。
协调需求： 迫切需要一个有效的、具有学术水平的大学代表组织，以进行校际规划。
培训与技术教育的协调： 缺乏校际规划导致麦克奈尔报告中关于教师培训的改革（教育学院）难以推行。此外，大学和技术学院的工作协调问题亟待解决。
大学的独特功能： 大学的作用在于促进文化发展和知识进步；教学是这一功能的延伸。学生更像是学徒，学习自我培养和批判能力。面对社会需求，大学的挑战在于如何在满足扩招的同时，保持其作为文化中心的独立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