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庙新神：晚清变局中的孔庙从祀
本书对孔庙的性质及其从祀制度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文章首先阐述了孔庙从孔子家庙演变为官庙和“行业庙”的历史过程，并引用雍正皇帝的言论，指出皇权将儒家教化视为维护社会秩序的工具。随后，文章详细分析了从祀制度的演变，从唐代确立后儒从祀传统到南宋“四配”格局的稳定，并讨论了从祀对于儒生而言超越政治地位的崇高意义，以及它所体现的“公论”与政治行动之间的复杂关系。最后，文章聚焦于清代，特别是道光和咸丰年间孔庙从祀的“扩容”与收紧，通过刘宗周、汤斌、黄道周、陆贽、文天祥、张履祥等人的具体案例，揭示了学术成就、忠烈事迹以及地方士绅的推动在从祀过程中发挥的关键作用。
主体内容：旧庙
本部分探讨孔庙作为儒家象征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角色眼中的地位和功能，以及清代中期以前的从祀制度和重要案例。
第一章：孔庙的公与私
本章界定了孔庙的两种核心性质：官庙和士人（儒士）的行业庙。
- 孔庙的演变与政治功能： 孔庙从孔子的家庙逐渐演变为官庙，最终普及至天下郡县，成为国家常祀。
- 在历代帝王眼中，儒家教义的核心作用在于维持社会秩序。雍正帝（最直白的皇帝之一）认为，若无孔子之教，社会将“尊卑倒置，上下无等”，而皇帝作为社会秩序的总代表，是最大的受益人。
- 孔子之教在皇权眼中，是“文”的部分，是维护统治的工具。
- 行业庙的属性与士人私情： 孔庙也被视为科举、做官僚这一行业的行业庙。
- 如同耕之祭先农、桑之祭先蚕，学之祭先师。
- 儒士阶层之所以对孔子、孔庙有“私情”，是因为他们的功名和地位都“拜圣人所赐”。
- 公与私的统一： 孔庙是一个神圣场所，对于全体士大夫阶层而言，它代表着“公”；但相对于全天下人来说，它又带有士大夫阶层的“私”利。
第二章：从祀与公论
本章深入分析了孔庙从祀制度（将历代儒者神位纳入孔庙祭祀体系）的建立、等级和意义，及其与“公论”的关系。
- 从祀制度的建立与等级： 从祀制度始于唐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开始以儒者从祀孔子。
- 从祀体系等级清晰：孔子位居顶峰，向下依次是四配（颜子、曾子、子思、孟子）、十哲/十二哲，以及东西两庑的先贤（孔门弟子）和先儒（后世儒者）。
- 能够从祀是儒生的最高荣誉，因为它在理论上不看重政治地位，只看学术德行是否被承认。
- 从祀标准与道统： 从祀谱系常被想象为“道统”的表达。
- 清代标准总结：唐代以前主要看是否有功于经学；宋代以后主要看是否有功于理学。
- 政治行动与公论： 从祀由皇帝批准，是政治行动，反映了特定的学术风尚和政治生态。
- 从祀意味着获得超越地方的普世性地位和超越改朝换代的时间性地位。
- 从祀事务主要由士大夫群体内部驱动，皇帝多扮演裁判角色。官员的提议和辩护是“在竞争获取公论”。
- “公论”通常通过“廷议”体现，廷臣被视为代表士大夫阶层的最高等级，代表着“天下之公议”。
- 从祀的代价： 从祀过程往往涉及对先儒思想遗产的筛选、重塑乃至扭曲，使其面目固化，转变为“正能量的生产家”，被视为思想史上的一种“暴力”行动。
第三章：清代孔庙从祀的扩容
本章详细考察了清代孔庙从祀人数的增加和标准的“多元化”趋势，特别是晚清时期通过地方推动和案例比照实现的从祀浪潮。
- 清初标准的拓宽与皇权的干预：
- 范仲淹（1715） 从祀开启了“于道德学问之外兼取经济非常之才”的标准，增加了祀典与社会事务的联结。
- 康熙帝 对从祀热情不高，认为士人热衷于位次争论是“书生习气”，“此事无关国计民生”。
- 雍正帝 大规模扩容（1724年），增祀规模为唐代以后最大，包括诸葛亮、范宁等“经济名臣”。
- 乾隆帝的审慎： 乾隆帝视孔庙为“读书人”之“私”，不相信从祀能激励士习，强调应注重“信赏必罚”而非“用虚名进退”已往之人。
- 道光、咸丰时期（从祀高潮与标准收紧）：
- 刘宗周（1822） 成功从祀，是首位明季忠烈和王学中人（阳明学后裔），但其从祀身份被谨慎地描述为理学家，淡化其政治表现和王学背景。
- 汤斌（1823） 成功从祀，先前曾被乾隆帝以政治因素（辅导皇太子不力）驳回。礼部通过引用乾隆后期的谕旨巧妙化解了这一障碍。
- 黄道周（1825） 从祀，同样作为明季忠臣。奏疏将其与刘宗周对举，并强调其朱子学倾向，回避其复杂的学术立场和反清行动。
- 吕坤（1826） 从祀，地方士绅推动，礼部创造性地引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正面评价，并解释了其著作中的学术瑕疵。
- 陆贽（1826） 唐代名臣，在雍正曾被驳回。此次成功基于“践履”标准，理由被描述为牵强，目的是激励士风。
- 孙奇逢（1828） 北方大儒，成功从祀，主要依据是与汤斌的师承关系和《四库提要》对其学术的评价。礼部回避了其“根底姚江”（王学）的倾向，将其归入“濂洛之脉”。
- 道光帝的干预（1829）： 针对李颙从祀的频繁请求，道光帝提出要以“躬行实践”为重，不满纯粹的“著述家言”。
- 文天祥（1843） 成功从祀，正值鸦片战争后，其“躬行实践”和“忠义”地位无可争议。
- 曹端（1859） 明初理学家，从祀成功，但咸丰帝批示从祀过于泛滥，要求“另行妥议具奏，并酌定以后从祀章程，不可漫无限制”。
- 《从祀章程》的制定（1860）： 新章程取消了“忠义激烈”“言行端方”者从祀孔庙的资格，试图恢复孔庙作为“道统”与“学统”承载者的功能，但仍保留了“躬行实践”的标准。
- 许慎（1875） 成功从祀，反映了清代中后期“朴学”（考据学）的影响力，其《说文解字》被视为“羽翼圣经”。
- 旧庙的逻辑总结： 成功的从祀需要遵循行政程序、提供权威文本（如钦定书籍）的引用和论赞，并找到合适的已从祀先儒作为比照（先例）。从祀由地方士绅推动，是地方扩大文化影响力的努力，朝廷的意识形态策略通常是被动的调适。从祀的实质是以既定的道统内涵改造儒者的思想面貌。
主体内容：新神
本部分详细记录了明末清初三大儒——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从祀孔庙的曲折过程，分析了他们的政治敏感性如何使这一过程成为清末政治风潮的核心议题。
第一章：顾、黄、王身后事
本章介绍了三儒的身份、从祀提议的背景，以及从祀前他们在儒家祠祀系统中的地位。
- 政治事件： 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都是明末清初的大学问家和明代遗民。围绕他们的从祀争论长达三十多年，最终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获准。这场争论超越了“议礼”范畴，是一场政治事件。
- 祠祀阶梯： 在从祀孔庙之前，三儒的声望通过各级祠祀和士人私祭积累。
- 黄宗羲（1695年去世）较早入祀府学和乡贤祠。
- 顾炎武（1682年去世）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入祀乡贤祠。士人集资在北京建顾炎武专祠（1843年），成为清后期持续时间最长、参与人数最多的文人祭祀活动，极大推升了其声望。
- 王夫之（1692年去世）声望凸显最晚。其著作（《船山遗书》）于1865年由曾国藩兄弟增刊后才广为人知。其祠祀活动在湖南由郭嵩焘等人推动。
- 曾国藩的顾虑： 曾国藩（1851年）曾反对请祀王夫之，认为从祀须由地方发起，且王夫之在官方文本中地位低于顾炎武。曾国藩认为从祀应当推荐顾炎武。
- 郭嵩焘首提王夫之（1876）： 郭嵩焘在署理礼部左侍郎时，奏请王夫之从祀，将王夫之塑造成张载道统的继承者，并避免提及其反清立场。
- 此次被驳回，被郭嵩焘归咎于继任者徐桐的个人偏见。驳回理由引用了《四库提要》的指摘及曾国藩“醇驳互见”的评价。
- 郭嵩焘承认王夫之声望尚未遍及天下，但认为其能光大“吾楚”学统。
第二章：陈宝琛请祀黄宗羲、顾炎武
本章记录了黄、顾从祀的第一次大规模争论，争论的核心是学术界对“朴学开山”的地位承认和传统政治的疑虑之间的矛盾。
- 陈宝琛的提议（1884）： 陈宝琛（江西学政）提出，将黄、顾二人塑造成融合汉宋的通儒。他着重强调顾炎武“以朱子学为宗”，并以已从祀的刘宗周、李光地作为比照对象。
- 驳回与党争（1886）： 礼部堂官（如徐桐、毕道远）对黄、顾不熟悉或持反对立场。驳稿引用《四库提要》的负面评价，称其“仅著述家言，未有躬行实践”。
- 内阁出现分歧，翁同龢、潘祖荫等人联名上奏力主从祀，强调他们是“朴学之专门”的创始人，以《国史儒林传》对抗《四库提要》。
- 最终，多数意见驳回，仅准予入祀乡贤祠。此次争论是清代第一次大规模的从祀论争，也反映了朝廷内部的南北党争。
第三章：赵启霖请祀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
本章详细描述了清末（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三儒从祀案的最终解决，及其如何与当时的立宪运动和“国粹”思潮紧密结合。
- 时代背景与升格： 废除科举（1905年）后，清廷为维护儒学地位，将孔庙祭祀规格提升为大祀。御史赵启霖随即提出三儒从祀，以“维系世变”。
- 争论核心转移： 争论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传经”或“传道”，而是聚焦于三儒的社会政治思想。反对者（如孙家鼐）担心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特别是《原君》《原臣》篇）和王夫之的《黄书》会助长“民权日渐扩张”和革命思潮，将其视为“乱臣贼子”的理论基础。
- 张之洞的干预与士人公论： 此次从祀的成功关键在于张之洞等枢臣的强力支持。
- 张之洞为首的主从派强调三儒的学说合乎“立宪之精意”，将黄宗羲的学说追溯至孟子的民本思想，以证明立宪的合法性。
- 支持者将三儒思想重新解释为既“有助于当代之新政”，又“无悖于礼教之本原”，是最适合推动政治变革的人选。
- 此次争论中，“士人公论”的地位被反复强调，并被与清末立宪的“庶政公诸舆论”原则联系起来。
- “国粹”的凸显： 三儒被塑造成“国粹”的代表人物，其从祀被视为“保存国粹”的努力。张之洞希望通过表彰他们来维护中学，对抗西学的强势入侵。
- 最终结果：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九月，奉上谕“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均著从祀文庙”。此次从祀是清朝政权在思想文化方面所做的最后一次认真努力。
结论与尾声
本部分总结了三儒从祀的历史意义及其对孔庙本身的深远影响。
- 孔庙从祀史上的异数： 顾、黄、王三儒在理学上并非纯粹，其思想（如《明夷待访录》）接近传统边缘，且作为遗民对清廷保持不合作态度。他们的从祀突破了传统标准，是孔庙历史上的异数。
- 虚假的成功： 尽管三儒从祀被寄予推动新型政治体制的期望，但由于朝局动荡和辛亥革命爆发，这一政治目的未能实现。
- 旧庙与新神： 这一事件体现了在政治巨变中，意识形态象征试图调整以适应新形势的努力。然而，新一代崇拜者对旧庙既无感情也无兴趣，旧庙因趋新努力反而进一步丧失了神性。
- 孔庙的近代命运： 随着帝制终结，孔庙祀典的存废和空间利用成为争议焦点。最终，绝大多数孔庙被教育机关、政府机构等占用，不再具有“庙宇”性质。今天，东西两庑中供奉的历代先贤神位大都“早已不知去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