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元章藏书0064
比较教育:目的与方法
Comparative Education: Purpose
and Method

本书概述了比较教育学这一学科,探讨了其独特的性质,并指出其虽然受益于其他社会科学,但不能被归属于任何一门社会科学。它详细考察了该领域的主要方法论及其历史发展,从早期学者如朱利安、曼恩和阿诺德的描述性、借鉴性研究,发展到汉斯、坎德尔、贝雷代、霍姆斯和金等现代学者的更具科学性、解释性和问题导向的方法。此外,文章还着重讨论了澳大利亚教育面临的具体问题,如教师培养、中学教育和继续教育,并倡导利用比较研究和数据分析来为教育决策和规划提供有力的指导,强调该学科在解决当代全球教育挑战中的实际作用和日益增长的重要性。
作者:菲利普·E·琼斯(Phillip E. Jones),新英格兰大学教育学高级讲师。 出版信息:昆士兰大学出版社,昆士兰州圣卢西亚,1971年。
本书《比较教育:目的与方法》(Comparative
Education: Purpose and Method)旨在探讨比较教育这一学科的目的(宗旨)和方法论。鉴于比较教育领域内对研究目标和合适方法存在共识不足的情况,本书尝试满足对一部概述比较教育家们关于其目的和方法思想发展历程的通用教材的需求。
核心主题与目的
作者菲利普·琼斯指出,写作本书的动机部分来源于当前大规模且紧迫的教育问题,以及政府对教育服务承诺的提高。本书的核心目的是为教育改革提供指导。
比较教育具有以下双重目的:
- 理论目的: 提高我们对教育本身的理解,尤其是对我们自己国家教育问题的理解。比较教育正逐渐形成一套理论知识体系,使其有理由跻身教育社会学和教育经济学等学科之列。
- 实践目的: 帮助教育行政人员更有效、更高效地进行学校改革。作者认为,比较教育应该发展成为一种“社会技术”(social technology),为实际改革提供现实的理论基础。作者特别强调了教育行政人员的需求,指出行政人员在进行规划、政策决策和实施时,与使用教育社会学、心理学和统计学衍生的定性和定量方法一样,也需要运用比较方法。
本书的整体主题,即比较教育对教育改革的实用性,贯穿始终。然而,作者也强调,本书并非意在提供明确的答案,而是试图整合已出版的材料,概述当前方法论思想的混乱局面,并展望未来发展方向。
内容结构与主要贡献者
本书对比较教育领域内的重要文献进行了深入的、富有同情心且理解性的处理。
- 比较教育的背景与问题(第一章): 介绍了比较教育研究的快速发展和数据可得性的提高。作者引入了澳大利亚教育界当前的实际问题,如教师培养问题、学生群体的升学进展以及高等教育问题,展示了如何从比较角度审视这些问题。作者指出,该研究应超越“打包旅行”式的描述;尽管学术兴趣是研究的首要理由,但该研究必须也应与实用价值挂钩。
- 比较教育的先驱(第二章): 本书介绍了比较教育的“史前史”,追溯到古代的赫罗多德(Herodotus)和色诺芬(Xenophon)。作者将马克-安托万·朱利安(Marc-Antoine Jullien)视为比较教育的“创始人”,因其提出了系统的分析方法和问卷调查计划。书中还探讨了其他19世纪的先驱者,如维克多·库辛(Victor Cousin)、贺拉斯·曼(Horace Mann)、亨利·巴纳德(Henry Barnard)和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
- 历史解释与文化传统(第三章): 本书详细介绍了依赖历史解释和文化传统来理解教育的学者及其观点:
- 艾萨克·坎德尔(Isaac Kandel): 强调历史原因和教育传统,认为比较教育必须探索决定教育系统特征的力量。
- 尼古拉斯·汉斯(Nicholas Hans): 认为国家教育系统是“民族特征的外在表现”,并分类了影响教育发展的“自然因素”、“宗教因素”和“世俗因素”。
- 弗农·马林森(Vernon Mallinson): 强调“民族特征”决定了一国的教育类型,并列出了遗传、民族环境、社会遗产和教育四大决定因素。
- 约瑟夫·劳威利斯(Joseph Lauwerys): 探索了国家哲学取向(如美国实用主义或法国理性主义)作为民族传统的可能替代要素。
- 亚瑟·莫尔曼(Arthur Moehlman): 尝试将文化区域研究与“理论模型”结合,以便进行系统分析。
- 科学方法论的探索(第四、五章): 本书着重于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关于比较教育目的和方法论的激烈争论。
- 乔治·贝雷迪(George Bereday): 提出了四阶段方法论模型(描述、解释、并列和比较)。他强调区域研究是比较分析的必要前提。
- 布赖恩·霍姆斯(Brian Holmes): 提出了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方法论,旨在实现准确的预测和规划。他的方法基于杜威(John Dewey)的反思思维阶段 和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的“批判二元论”(Critical Dualism),将数据分类为“规范模式”、“制度模式”和“物质模式”。
- 埃德蒙·金(Edmund King): 侧重于比较研究在促进教育政策决策方面的作用。他认为比较教育应成为教育变革中的分析和重建媒介,并强调“持续决策”的必要性。
- 比较与未来: 讨论了比较教育的目的是一个侧重点问题,学术研究和实践应用是相互交织和依存的。本书还将国际数学成就研究项目(I.E.A.)作为量化跨国比较研究的典范进行介绍。
作者的立场与贡献
作者琼斯对比较教育的实用性抱有强烈的同情,认为它能为教育改革和规划提供重要的帮助。虽然本书以澳大利亚的视角切入比较教育的问题,但作者认为这种偏向对于其他读者而言,也有助于认识到许多教育问题元素的普遍性。
本书被认为是“有节制且精心撰写”的作品,对比较教育的探究方法进行了“平衡且不乏批判性的分析和解释”。本书为理解该领域做出了杰出贡献。
(本书隶属于W. G. Walker主编的“教育行政与组织”系列丛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