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元章藏书0033
关于教育
About
Education
《关于教育》主要讨论了战时和战后英国教育体系的紧迫性与存在的问题。作者首先指出教育已成为重要的政治议题，并概述了包括工人教育协会（W.E.A.）在内的各种协会、专业团体和个人为此发表的众多小册子和报告。随后，作者阐述了撰写本书的动机，即认为教育具有内在重要性，并将塑造战后社会。书中详尽剖析了英国教育体系的历史混乱、技术怪象以及宗教和工业等外部因素的干扰，特别强调了教育应肩负的三大目标：培养谋生能力、公民责任和个人全面发展。最后，作者花了大量篇幅探讨公民教育和成人教育的必要性，并借牛津、剑桥与公立学校的美好“融合发展”模式，与红砖大学因地理和社会隔离而导致的局限性进行对比，提出了改革公立学校和建立新型成人教育中心（如乡村学院）的激进建议，以期打破社会阶层隔离，提高民众对教育价值的认知。
《教育论》（ABOUT EDUCATION）一书由 C. E. M. Joad 所著，旨在引导普通民众——即非教育界人士——关注教育这一主题，以弥合教育界与普通大众之间的鸿沟。作者认为，教育是一个传统上令人感到乏味的主题，但他力求使本书既不学术化也不枯燥。本书探讨了教育领域的诸多主要方面，侧重于教育在战后社会中应占据的地位，而非教育的内容或机制。
本书内容全面且充满活力，触及了教育领域的几个核心问题：
一、教育的令人不悦的主题 (The Distasteful
Subject)
作者指出，教育的重要性与它所受到的关注度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虽然围绕教育的讨论、备忘录、小册子和书籍数量极多，但大多难以阅读。这种难以阅读的特性使得教育界人士与社会其他群体之间的隔阂持续存在。
作者追溯了英国教育体系复杂和乏味的历史根源，主要源于两种推动力：工业和宗教。
- 工业驱动: 早期教育立法常常是工厂法的一部分，主要目的是功利主义的，即在最短时间、以最小成本为工业培养大量识字工人。这导致了“大规模生产”和“按结果付费”等特征。
- 宗教驱动: 宗教团体建立了大量学校，旨在确保宗教教义的传授以及教学氛围与特定教义兼容，从而产生了持续至今的“双重控制”问题。
由于历史上对教育的漠视和吝啬的拨款，教育系统呈现出拼凑的样貌，最终使得教育成为了公共服务中的“灰姑娘”。教育体系反映并固化了迪斯雷利所说的“两个民族”的划分：少数特权阶层享受充足、高尚的教育，而大多数民众只获得最低限度、低廉的教育。
二、教育的宗旨 (The Purposes of
Education)
作者提出，教育有三个主要但相互补充的目标：
- 职业教育 (Vocational Education): 使学生具备谋生能力。作者倾向于普遍教育优于技术教育，并指出那些无法通过自然能力教书的人最好转行。
- 公民教育 (Education for Citizenship): 使学生能够在民主社会中发挥作用。作者引用数据指出，英国公民政治冷漠，尤其在工人和女性群体中表现突出。他批评大众媒体（如通俗报刊和英国广播公司 B.B.C.）迎合最低级的共同兴趣，使公众思维变得迟钝、情绪庸俗化，并压制了严肃的争议。公民教育的缺失，导致公众徒有阅读能力却缺乏批判能力。
- 生活教育 (Education for Living): 培养人的所有潜在能力和天赋，从而享受美好生活。这旨在应对社区普遍存在的“生活艺术”的无知。教育应训练智力（掌握困难和枯燥的知识）、感官（培养对美的品味）、以及情感（将冲动行为转化为遵循理性目标的行为）。作者认为，人类的独特属性在于理性、道德和审美感，而教育的最终功能是充分发展这三个属性。
三、阶梯与旋转木马 (Ladders and
Roundabouts)
本章重点描述了教育体系如何维系英国社会“两个民族”的现状。
- 两条阶梯: 一条阶梯面向特权阶层（家庭教师、预备学校、公学、牛津/剑桥），另一条面向工人阶层（小学、高年级学校）。孩子走上哪条阶梯，主要取决于其父是否有银行存款，而非能力。这一系统造成了政治权力的分配极度失衡，例如，公学教育背景的议员比例远高于其占总人口的比例。
- 两个旋转木马: 教师被分成两个相互隔离的阶层。公学教师（第一层）与社会隔离，主要与自己的阶层互动。公立学校教师（第二层）则因贫困和低社会地位被进一步孤立，形成了固定的种姓。教师的待遇一直很差，地位低下。公立学校教师常被迫充当社区的“杂役”，工作环境恶劣，导致心力交瘁、工作受挫。
- 改革建议: 作者建议取消两条阶梯，代之以一条基于才能的教育阶梯，所有费用由国家承担。他倡导取消教师培训学院，代之以公民学院 (Civic Colleges)，提供三年大学标准的通识教育，以打破教师与其他社会职业的隔离。
四、牛津、剑桥和公学 (Oxford, Cambridge,
and the Public Schools)
作者颂扬了历史悠久的公学和大学（如温彻斯特、牛津和剑桥）的独特价值。这些机构能够实现身、心、灵的和谐“融合”(blend)发展，培养出全面发展的人才。作者将其与“红砖大学”进行对比，后者受制于工业文明，往往专注于职业化和专业化，缺乏空间、传统和美感，难以实现这种全面发展。
基于社会公正原则，作者反对废除公学，而是主张将其整合到国家体系中。他建议将公学收归国有，作为寄宿学校，为 16 至 18 岁的、通过能力选拔的优秀中学学生提供两到三年的教育。此外，他提出将伊顿和温彻斯特转变为新的大学，为 18 至 22 岁的学生提供进一步的高等教育。
五、成人教育 (The Education of
Adults)
作者强调成人教育的至关重要性，认为这对于防止战后世界沦为赫胥黎笔下的“美丽新世界”至关重要，因为民众需要通过教育学习如何利用未来的闲暇时间。他还引用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指出某些涉及人类经验和行为的学科（如历史、哲学、政治）只有成年人才能有效地学习。
作者高度赞扬了亨利·莫里斯在剑桥郡建立的乡村学院 (Village Colleges)，将其视为成人教育应遵循的典范。这些学院通过提供集学校教育、社交活动、文化设施于一体的中心，将教育带入了社区生活的核心，有效填补了教育与社会生活之间的空白。作者建议在城镇推广这种社区中心模式。
六、如何改变我们对教育价值的评估 (How Can Our Estimate of the Worth of Education Be
Changed?)
作者认为，当前教育体系中的任何缺陷（包括预算不足、改革缓慢）都是由于公众对教育的价值估计过低所致。教育改革的关键在于提高公众对教育的重视程度。
作者指出，教育体系被困于一个恶性循环中：只有受过教育的人才真正理解教育的价值，但只有当整个社会重视教育时，才能实现普及教育。打破这一循环，需要工人阶级将其自身和阶级利益与教育挂钩，将其列为政治议程的首要任务。作者总结道，最终的改变需要一个工党政府，因为在资本主义经济下，国家对教育的支持总是有限的、功利主义的，而工党政府才可能将教育视为公共政策的首要必需品。为此，作者甚至提出建立一所劳工大学 (Labour University)，培养具有理想主义精神的下一代工人阶级领导人，以推动教育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