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元章藏书0253
《丹麦民众高等学校》The Danish Folk High Schools
1947 年出版的丹麦信息手册，详细介绍了丹麦民众高等学校（Folk
High Schools）的起源与发展。该学校运动的核心人物是格伦特维格（Grundtvig），他强调“活的语言”的重要性，旨在通过非应试教育，唤醒农村人口的民族和精神意识。这些学校在丹麦社会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特别是在 1864 年战败后，帮助塑造了国家的民主精神，并支持了南日德兰边境地区的文化斗争。随着时间的推移，教育范围逐渐扩大，加入了工人教育、体育运动及其他专业课程，并从私人所有制转向自治信托机构以确保经济独立。资料还考察了该模式在国际上的传播，指出其对其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及美国、英国乃至日本的教育改革产生了影响。
本书由 弗里德列夫·斯克鲁贝尔特朗（Fridlev Skrubbeltrang） 撰写，他曾任民众高等学校教师，也是一系列关于丹麦人民社会和文化发展史著作的作者。本书由雷金纳德·斯平克（Reginald Spink）改编和翻译，并由丹麦理事会（Det Danske
Selskab）于1947年在哥本哈根出版。丹麦理事会是在战争期间成立的，旨在通过其代表在国外提供关于丹麦的公正信息。本书是该理事会出版的“丹麦信息手册”系列丛书之一。
目录结构 (Contents)
本书评将按照以下章节进行梳理： I. “鲜活的言语”（“The Living Word”） II. 第一批高等学校（The First High Schools） III. 早年时期（Early Years） IV. 一些学校和人物（Some Schools and Personalities） V. 民众高等学校与国家（The Folk High Schools and the State） VI. 民众高等学校拓宽其范围（The Folk High Schools widen their Scope） VII. 工人教育与劳工高等学校（Workers’ Education and Labour High
Schools） VIII. 高等学校与边境斗争（The
High Schools and the Frontier Struggle） IX.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The Inter-War Years） X. 1939—1945 XI. 目标特殊的高等学校（High Schools with Special Aims） XII. 学生、教师和课程大纲（Students, Teachers, and Syllabus） XIII. 百年成人教育（A Hundred Years of Adult Education） XIV. 其他国家的民众高等学校（High Schools in Other Countries）
I. “鲜活的言语”（“The Living Word”）
本章聚焦于丹麦民众高等学校的创始人，主教尼古拉·弗雷德里克·塞韦林·格伦特维（Nikolai Frederik Severin Grundtvig,
1783-1872）。格伦特维是一位浪漫主义复兴时期的诗人，同时也是一位传教士、历史学家、政治家和民众教育家。
格伦特维经历了丹麦在1864年对普鲁士和奥地利的战争中战败。尽管遭受挫折，但他保持着深刻的乐观主义，并成为争取保留1849年自由宪法运动的领导者之一，同时致力于战后建立许多新的高等学校。
他对当时教育过度强调死记硬背的弊端很早就有所认识。他被卢梭和裴斯泰洛齐的新教育理论所吸引，这些理论强调教育应适应学生并发展他们的天生能力。格伦特维在1830年左右的三次英格兰之旅中获得了关于教育的灵感。他发现英格兰的大学旨在培养性格，而不是仅仅专注于考试和培养公职人员。
格伦特维教育思想的核心是：所有书本知识，如果不能与读者的生活相融合，就是“死的”。他认为，只有口头语言，即“鲜活的言语”（“living word”），才能抓住人民的心灵和想象力。他设想的国家学校主要科目将是丹麦历史、语言、文学和丹麦社会状况，旨在弥合平民与学者、官员与农民之间的鸿沟。
II. 第一批高等学校（The First High Schools）
第一所为农民青年设立的免费学校于1842年在德国领土上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当时为丹麦公国）的伦茨堡（Rendsburg）成立。
第一所正式的丹麦高等学校于1844年11月7日在勒丁（Rodding）成立。该校得到当地教士的积极支持，并得到了哥本哈根爱国人士的财政支持。勒丁的特点是学费昂贵，学生多为富裕农民的儿子，课程包括土地测量、植物学和实地考察，并且不设考试。
克里斯滕·科尔德（Christen Kold, 1816-1870） 被认为是仅次于格伦特维对丹麦高等学校发展最重要的人物。科尔德于1850年在吕斯林厄（Ryslinge）建立了自己的高等学校。他的学校规模很小（约45英尺乘25英尺），生活条件极其简朴，但学费远低于勒丁。科尔德的目的是“唤醒和点燃每个人的‘基督徒生活’”。尽管他最初打算招收非常年轻的学生，但他后来的经验（尤其是在他将学校转移到达尔比和耶林厄之后）证实了格伦特维的观点，即他从成年农场工人那里获得了最大的进步。
科尔德的教学方法很少有计划或方法。他憎恨死记硬背，擅长运用日常生活中的观察，通过生动简单的言语讲述历史、宗教或道德主题。格伦特维称赞科尔德是“第一个领会并实践了高等学校理念的人”。
III. 早年时期（Early Years）
早期，高等学校之间缺乏合作。虽然一些学校（如延续教育学校）包含考试，但真正的高等学校拒绝了所有考试要求。讲座是所有学校的共同核心特征。在许多学校，每堂课开始和结束时唱歌成为重要环节，以此促进学生的积极参与。
早期学生人数很少，19世纪60年代初约有400名学生分布在约15所高等学校。然而，学生年龄趋于成熟：18岁以上的学生比例从1852-53年的43%上升到八到十年后的约70%。
教师的薪水普遍较低。尽管如此，由于拥护者在议会中的努力，高等学校从1851年开始获得了少量公共资助。地方教育机构往往会阻碍学校的工作，担心自由的学校会削弱对权威的尊重。
丹麦在1864年的战败导致失去了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随后在1866年修订的《宪法》中，大地主在上议院获得了过多的影响力，限制了民主权利。格伦特维是反对这一限制的斗士之一。
战后（1864年后），许多高等学校建立起来，它们通常由富有活力和勇气的年轻人通过私人倡议建立。由于农业繁荣，农民有能力送儿子去上学。到1870年后，高等学校的工作变得更加统一：五个月的冬季课程面向年轻男性，三个月的夏季课程面向年轻女性。
学生绝大多数来自农民家庭。高等学校的毕业生开始在家附近组织公共会议，这促成了乡村礼堂（village halls）的广泛建立。这些礼堂成为当地的社区中心，用于演讲、辩论、唱歌和体操等活动，形成了“家、学校、教会和乡村礼堂”四位一体的格伦特维民众高等学校的“黄金时代”。1891年，“高等学校和农业学校协会”成立，推动了学费的标准化和教师资助的获得。
IV. 一些学校和人物（Some Schools and
Personalities）
在格伦特维的影响下，许多早期的学校领导人开始与高等学校运动联系起来。其中，恩斯特·特里尔（Ernst
Trier）（瓦莱基勒高等学校校长）受到科尔德影响最深，是一位伟大的演说家。
科尔德去世后（1870年），运动的中心人物是路德维希·施罗德（Ludvig Schroder），他创立了阿斯科夫高等学校（Askov
High School），这所学校后来成为高等学校中的“大学”。阿斯科夫高等学校开设了“拓展型”民众高等学校课程，提供在斯堪的纳维亚历史基础上的更高级教育。施罗德引入了两年制的高级课程，吸引了杰出教师如保罗·拉·库尔（Poul la Cour）。
其他杰出人物包括在吕斯林厄任职44年的阿尔弗雷德·波夫尔森（Alfred Povlsen）；以及创立了弗雷德里克斯堡高等学校（Frederiksborg
High School）的霍尔格·贝格特鲁普（Holger
Begtrup）。贝格特鲁普致力于丹麦与英国的文化交流，并设立了针对年长学生的特殊部门（教授自然科学、社会科目和英语）。
托马斯·布雷兹多夫（Thomas Bredsdorff）（罗斯基尔德高等学校）坚持格伦特维的传统，强调自由学校和个人形式的教学，不相信直接的基督教影响。
在新的高等学校趋势中，延斯·罗森凯尔（Jens Rosenkjær） 具有代表性，他的讲座侧重于客观事实、信息和世界事务。
V. 民众高等学校与国家（The Folk High Schools
and the State）
格伦特维设想的国家高等学校并未实现，但小型的私立高等学校从1851年起得到了政府拨款支持。
最初，拨款的分配受到郡议会教育委员会的控制，这些委员会往往是大地主或城里人，缺乏对新学校的理解。高等学校领导人认为，学生的出勤率是拨款是否用于促进成人教育的最佳保证。
1868年，政府拨款增加，并开始向贫困学生提供经济援助。1874年，一项法案使学生补助金总额翻了三倍。1876年，教育部任命了常驻视察员，这比地方郡议会的任意控制更令人满意。
尽管经历了政治歧视（如1885年的拨款削减），但在广泛的民众运动支持下，情况在19世纪90年代得到了改善。1892年4月12日，一项新的更自由的法案获得通过。该法案规定了固定的年度拨款、按学生人数计算的额外拨款，以及最高达教师工资和教材支出三分之一的拨款。这一新法律标志着政府完全承认民众高等学校对教育事业的贡献，结束了争取经济独立的长期斗争。
VI. 民众高等学校拓宽其范围（The Folk High
Schools widen their Scope）
在第一批高等学校建立之前（1870年以前），丹麦60%的人口是农村人口。随着工业化加速，社会结构发生转变，城镇迅速发展。城市里的年轻人很难像农场工人那样抽出半年来上学。
高等学校渴望吸引城市青年，但面临巨大障碍：保守党和激进主义者的偏见，以及城市工人（尤其是自觉的社会主义工人）对民族和宗教复兴的怀疑。
约翰·博鲁普（Johan Borup）在19世纪90年代尝试在哥本哈根开展教育。他避免使用“高等学校”这个令人沮丧的名称，而是提供“更高层次的教育”。最初学费过高，直到工会成员可以半价入学，才吸引了大量工人，他们主要是来学习阅读、写作和拼写。博鲁普的学校（后来的博鲁普高等学校）规模显著扩大，并开始提供针对失业者的日间课程。
尽管托马斯·布雷兹多夫（罗斯基尔德）等领导人努力弥合城乡差距，但聚集城市和农村青年平等的希望并未完全实现。不过，在经济大萧条时期，数千名城市失业者参加了乡村高等学校。通过组织“在高等学校停留一周”的短期访问活动，高等学校与城市人口的联系也得到了加强。
VII. 工人教育与劳工高等学校（Workers’
Education and Labour High Schools）
随着工人阶级的地位提高，劳工运动的领导者认识到教育的必要性（“知识就是力量”）。早期的努力包括1879年成立的“工人阅读俱乐部”，组织讲座和借阅书籍。
1908年，社会民主党通过决议，主张建立劳工学校，强调社会、经济和政治学科的重要性。这导致了“社会民主劳工学院”（夜校）和1910年在埃斯比约（Esbjerg）建立的埃斯比约劳工高等学校。埃斯比约学校的课程侧重于资本主义社会分析、经济学和社会科学。
1924年，工人教育协会（Workers’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WEA）成立。它组织了大规模的讲座和学习小组（在二战期间每年组织超过一千个学习小组），并于1929年成为埃斯比约劳工高等学校的部分所有者，随后接管了罗斯基尔德高等学校。
罗斯基尔德的新校长亚尔马·加梅尔高（Hjalmar Gammelgaard）继续并扩展了人类主义教育政策，旨在拓宽工人阶级青年的视野。劳工高等学校比大多数老的民众高等学校更注重书本知识、讨论和自学。尽管学生多数是社会主义者，但它们从未成为党校。
VIII. 高等学校与边境斗争（The High Schools
and the Frontier Struggle）
1900年至1914年是民众高等学校发展的顶峰时期，约80所学校聚集了6,000至7,000名学生。
1914年战争爆发，丹麦的注意力转向了南日德兰（South Jutland），该省已在外国统治下生活了50年。1864年该省失陷后，高等教育被德语化。南日德兰的年轻人前往丹麦境内的高等学校和农业学校学习至关重要。
1892年成立的“南日德兰学校援助协会”极大地增加了来自南日德兰的学生的数量（1913-14年达到293人）。在丹麦高等学校的支持下，南日德兰建立了许多民众礼堂。接受过丹麦高等学校教育的农民成为了当地民族和文化工作的领导力量。
1918年德国战败临近时，南日德兰问题进入新阶段。高等学校领导人大多支持民族自决权的立场。1920年，关于弗伦斯堡地区的投票结果引发了争议。当南日德兰回归时，该省的青年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涌入高等学校，勒丁高等学校于1920年重新开放。回归后，丹麦引入的教育系统允许德国少数民族设立私人或市政学校，体现了人道主义和格伦特维派领导人的政策。
IX.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The Inter-War Years）
战后初期，高等学校学生人数创下新高（1920年左右超过8,000人）。尽管经济危机导致下滑，但入学人数仍保持在1910-14年的水平（6,500人），部分原因是失业的工业和办公室工人前来就读。
这一时期，目标特殊的高等学校有所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和平解决拓宽了丹麦人的视野。1921年，一所国际高等学校（见下文）成立。阿斯科夫高等学校（出版《丹麦瞭望》Dansk Udsyn）在提供国内外政治事务信息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高等学校面临来自廉价或免费教育形式（如图书馆、无线电、学习小组）的竞争。
在20世纪30年代，随着纳粹主义出现，高等学校致力于捍卫丹麦民主。
关于政府拨款，存在自由度与经济保障的争论。为了避免学校在经济压力下成为富裕阶层的阶级学校，阿斯科夫校长J. T. 安弗雷德（J. T.
Arnfred）主张学校应转变为自治信托机构。教育部长约尔根·约尔根森（Jorgen Jorgensen）支持信托形式，并推动了1937年的《教育法》。
斯堪的纳维亚合作得到加强。弗雷德里克斯堡高等学校的C. P. O. 克里斯蒂安森推动了与北欧其他国家的关系。格伦特维关于建立一个联合斯堪的纳维亚高等学校的百年构想被重新提起。
X. 1939 — 1945
1940年4月9日，丹麦被德国占领。尽管报纸受到审查，但学校和公开会议的言论相对自由。由于农业条件有利，高等学校的学生人数甚至超过了1920年以来的任何时期。高等学校领导人从一开始就对希特勒主义所代表的反民主倾向表示厌恶。
1940年，哈尔·科赫（Hal Koch）成为民主教育工作的核心人物。
1942年7月4日，《青年学校法》获得通过，增加了对贫困高等学校学生的拨款，并使建立新学校变得更容易。该法案还规定所有城镇和市区地方政府必须为16至18岁的年轻人开设青年学校。
在占领期间，德国人征用了许多高等学校。尽管工作受阻，但德国人对高等学校讲台上的言论出人意料地不干涉。战后（1945年），因德国难民占据了许多校舍，学校的工作仍面临困难。
XI. 目标特殊的高等学校（High Schools with
Special Aims）
由于技术培训与通识教育难以结合，许多高等学校设立了特殊的农业或技工分支。约1900年代，技术分支曾占丹麦高等学校的约三分之一。
19世纪80年代以来，体育在民众高等学校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尼尔斯·布赫（Niels Bukh）于1919-20年创立了奥勒鲁普体操高等学校（Ollerup Gymnastic High School），他在国际上推广了丹麦体操系统。其他体操学校包括1925年开设的斯诺霍伊民众与体操女子高等学校。根据1942年的《高等学校法》，体操和护理学校被归类为“职业”学校。
丹麦第二个最广泛传播的宗教运动是虔信派运动（Inner Mission）。第一所“内在使命”高等学校于1887年在西日德兰的诺雷尼瑟姆（Noire Nissum）成立。这类学校的主课是宗教，而非历史。哈斯莱夫高等学校（Haslev
High School）（1891年）增加了农业和技术分支，后来发展为“拓展型高等学校”，成为一个“内在使命”学校镇。
1916年，年轻的高等学校教师彼得·曼尼歇（Peter
Manniche）提出了建立国际民众高等学校（International Folk High School）的构想。该校于1921年在埃尔西诺（Elsinore）附近开学。该校保留了民众高等学校的形式，但没有强调民族和历史诗意，而是注重国际团契。语言教学（丹麦语、英语、德语等）成为其主要特点，通过不同国家的学生交流和学习小组，促进了国际理解。
战后，高等学校继续发展，包括新的体育学校、一所渔业高等学校，以及1946年由各种青年运动团体在埃尔西诺南部建立的克罗格鲁普高等学校（Krogerup
High School）。该校校长是哈尔·科赫，旨在为丹麦各阶层的青年领袖提供一个民主的训练场，体现了格伦特维最初的“伟大民族民众大学”的理念。
XII. 学生、教师和课程大纲（Students,
Teachers, and Syllabus）
在1947年，丹麦约有60所高等学校。高等学校的数量有所下降（1910年有80多所），但许多老学校进行了扩建和现代化。学校所有权从个人所有（1910年有73所）转向自治信托机构（1940年有22所）。
在高等学校成立的百年中，估计约有40万学生就读。在过去40年里，约有四分之一的农村适龄青年上过高等学校或农业学校。学生平均年龄持续上升，18岁以上的学生占总数的80%-90%。
女性学生人数在近50年来与男性大致持平。到1940年，57%的学生接受了政府补助，但总体而言，补助金的增加并未大幅提高来自工薪阶层或小农家庭学生的比例。
教师队伍素质提高，大学毕业的男性教师成为最大群体（1940-41年有156人，其中69人接受了神学培训）。教师薪资历史上偏低，但1942年《法案》的通过大大改善了教师的经济状况。
课程大纲中，近一半的学校设有特殊的专业课程（农业、体育、护理、家政）。学生们通常强调在校期间获得的团契和精神激励的价值。年轻一代则特别强调独立思考和相互理解的训练。
讲座仍是重要特色。教学方法逐渐向“高等学校现实主义”转变，更尊重历史事实。教育理念呼吁鼓励自学。学习小组（study
circles）——通常由一小群学生在教师指导下使用书籍进行学习和讨论——在20世纪20年代后流行起来。
目前，主要科目是丹麦语（包括文学）和历史（包括公民学），各占每周课程的10-12课时。唱歌是重要的自由科目，1922年的新歌本推动了民歌的重生。
XIII. 百年成人教育（A Hundred Years of
Adult Education）
高等学校运动是在缺乏易懂教育的时期兴起的，因此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它的间接影响可能比直接影响更大。高等学校为延续教育学校、农业学校、合作社运动和青年运动提供了蓝本。
格伦特维民众高等学校通过“历史诗意”的教育，唤起了人民对历史和诗歌的感情，并培养了学校、教会和家庭中的团契感。自由学校运动的创始人科尔德对丹麦初级教育产生了影响。
尽管丹麦农业的进步主要归功于农民组织，但高等学校确实加速了合作社运动和向集约化农业的过渡。但必须指出，工人教育协会在高等学校支持较少的情况下，仍在城市取得了很好的成就。
高等学校是丹麦民主发展的“真正产物”。它提供了教师良心教学的自由和学生选择学校的自由。政府拨款帮助了贫困学生，但并未约束教育的自由。
XIV. 其他国家的民众高等学校（High Schools in
Other Countries）
高等学校理念传播到斯堪的纳维亚其他国家以及欧洲和海外的许多国家。
丹麦裔美国高等学校：由丹麦移民牧师创建，例如爱荷华州的艾尔克霍恩（Elk Horn, 1878）。虽然英语逐渐成为主导语言，但丹麦歌曲维持了文化联系。
法罗群岛：法罗群岛高等学校于1899年成立。
冰岛：在阿斯科夫学生约纳斯·扬松（Jónas Jónsson）的推动下，冰岛出现了合作社学校。冰岛学校多为地方性质，设有混合冬季课程，并要求学生参加考试。
挪威：第一所学校萨加图恩（Sagatun）于1864年成立。挪威高等学校长期与政府存在分歧，但在民族青年运动和政治斗争中得到加强。1919年的法案提供了拨款。
瑞典：1867年首次提出。战后发展迅速，学生人数高企。瑞典许多学校与特定的运动（劳工、宗教、禁酒）相关。瑞典学校通常是机构或信托机构所有，比丹麦学校更早教授社会、科学和实践科目。学习小组形式在瑞典非常突出。
芬兰：1889年成立第一所学校。芬兰学校主要科目是民族语言、历史和歌唱。
英国：格伦特维认为英国是自由思想的来源。乔治·卡德伯里（George Cadbury）创立了伍德布鲁克（Woodbrooke）和费尔克罗夫特（Fircroft）学院，后者以丹麦高等学校为模型。
其他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建立了许多成人高等学校（Volkshochschulen），但多为夜校性质。瑞士（由弗里茨·瓦滕韦勒推动）、波兰（在两次世界大战间建立约10所，侧重于讨论）、以及保加利亚、爱沙尼亚、荷兰都有相关运动。在远东，日本的加藤完治（Kanji Kato）在研究了丹麦模式后，于东京附近建立了高等学校。
总结类比：
民众高等学校运动就像一股文化洋流。它最初由格伦特维和科尔德这两股强大的“源头活水”开启，为丹麦这片亟待启蒙的土地带来了活力和精神滋养。随着时间推移，这股洋流虽然在城市边缘遇到阻力，但它持续向外扩散，不仅形成了自己的主流（如阿斯科夫），还催生了许多“支流”（如劳工学校、体操学校、国际学院），甚至渗入到河流两岸的土壤（影响了合作社、初等教育和乡村社区），深刻地塑造了丹麦现代社会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