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元章藏书0185
《论妥协》On Compromise
《论妥协》（On Compromise）的作者是约翰·维斯康特·莫利（John Viscount Morley）。它探讨了知识分子的责任、个人信念的坚持与社会习俗及政治权宜之计之间的冲突与平衡。第一部分展示了该书作为“思想家文库”（The
Thinker’s Library）系列中的一卷，并列出了该系列在哲学、心理学、人类学、科学和宗教等领域的出版物清单。核心内容则围绕拒绝虚伪的妥协展开，特别是对“双重信条”（dual
doctrine）——即认为错误对大众有益而对开明者无益的观点——进行了严厉批评。莫利主张，在形成和表达观点时，尤其是在宗教和道德领域，人们必须保持知识上的正直和坦诚，不应为了社会安宁或个人影响力的目的而屈从于错误的传统或流行的偏见；同时，作者也讨论了将原则付诸实践时所需的审慎和耐心，以及米尔的自由主义学说的重要性。
第一章：绪论 (INTRODUCTORY)
本章首先阐明了文章的设计目的，即寻求规范顺从实践的普遍原则，并将其应用于现代行为中的特定困境。莫利将妥协划分为三个独立的领域或范畴：1) 形成观点时的明智悬置 (wise suspense in forming
opinions)；2) 表达观点时的明智保留 (wise reserve in expressing them)；以及 3) 尝试实现观点时的明智迟缓 (wise tardiness in trying to realise them)。
莫利观察到，在当代社会，现存事实的秩序优先于理念。他认为，“政治精神”的扩展已成为一种削弱和腐蚀力量，其主导地位导致了对智识责任感的忽视。这种精神将“最粗俗的政治标准”应用于人类思想的整个领域。
本章随后分析了导致这种“妥协的懒惰”和“真理的卑劣权宜之计”的几种原因：
- 法国榜样的影响：1848年革命后，法国的经验使英国社会对抽象理论和普遍推理产生了不信任。
- 历史方法的影响：虽然历史方法有其价值，但其不当应用使人们开始回避在命题中注入任何“绝对品质”，因为它暗示了所有滥用都有可辩护的起源。
- 报纸媒体的影响：报纸为了生存必须取悦大众，倾向于“对偏见非常乐观，对普遍理论非常冷淡”。
- 物质繁荣的增长：财富增加带来奢侈和爱惜安逸，滋生了广开言路主义，使人们相信上帝已将我们安置在可能最好的世界中。
- 思想精神基础的转变：旧的希望褪色，旧的信仰变得麻木，宗教不再是生活的“至高无上、穿透一切、控制一切、决定一切的部分”。
- 国教的影响：国教（State Church）使成千上万知识分子受限于古老的教义，培养了智识上的懒惰，并最终“以一种太像伪善的东西作为回报”。国教体现了“政治方法在精神事务中的胜利”。
第二章：错误可能效用 (OF THE POSSIBLE UTILITY OF ERROR)
本章的核心是驳斥“二元教义”（dual doctrine）——即开明阶层可以悄悄持有真理，同时公开鼓励那些他们认为对于未开明大众来说必不可少的错误教义。
莫利断言：错误的观点或信仰，就其本身而言，绝不会有用。他审视了为错误辩护的论点：
- 关联性论点： 错误观点（如迷信）可能围绕着许多优秀的联想（如对圣洁的尊重），似乎比其本身的害处更有益。莫利反驳称，将良好习惯与错误观点联系起来，一旦错误（因其缺乏真理基础）衰退，这些良好习惯也会面临瓦解的风险。
- 理性无力论点： 对大多数人来说，理性辩护是无效的，只有盲目的习俗和迷信才是美德的守护者。莫利认为，迷信正是造成这种“黑暗”的主要原因，它削弱了理性的思维方式，因此是无益的。
- 系统连贯性论点： 错误观点可能与个人或社会的整个思维方式和情感紧密相连，过早打破它会造成伤害。莫利承认性格的连贯性很重要，但他指出，如果这种“有机连贯性”中包含错误，则整个产物都会被污染。而且，错误并不能促进人类的持续改进。
- 负面真理论点： 仅知“一无所知”并非指导。莫利认为，知道“一无所知”的负面真理是有指导意义的，因为它将我们的精力引导出“贫瘠和无可挽回的思想和情感领域”。
- 踏脚石论点： 历史表明错误是通往真理的垫脚石。莫利认为，如果错误促进了进步，那是因为其中包含着真理的元素；错误本身只会是“纯粹的浪费，或比浪费更糟”。
莫利总结道，错误最充分的辩护理由是它们是人类成长中不可避免的元素，但“不可避免并不等同于有用”。
第三章：智识责任与政治精神 (INTELLECTUAL RESPONSIBILITY AND THE
POLITICAL SPIRIT)
本章深入探讨了妥协对个人品格和智识正直的损害。莫利谴责了当代智识上的退让，将其描述为一种新的 disciplina arcani，即为了让邻居安居于偏见、迷信和低级理想的“平静沼泽”中而隐藏意见。
莫利引用了休谟（Hume）的信件，后者建议一位年轻人成为牧师以获取职位，并认为“将真诚置于俗人及其迷信之上，是对他们的过度尊重”。莫利认为这种行为不仅是道德上的不诚实，更是智识上的不诚实，会“麻木和削弱”个人的理解力。那些故意出卖智识遗产的人，“遭受着他们自己的地狱”，因为他们不得不戴着面具、堵着嘴度过一生。
本章的论点是：“如果一个主题不适合实际处理，你我就可以完全免除对其拥有清晰概念的责任”，这种观念是错误的。莫利强调，在形成对某一行动方针的抽象偏好或判断某一命题的真假时，多数人的倾向是“毫无意义，比天平上的灰尘还轻”。
英国的政治精神主导了国民生活，导致人们专注于眼前可行的事物，而非抽象真理。这种精神使人们“害怕自由探索可能带来的结论”，并倾向于采取“松弛的广开言路主义”——一种“没有固定观点，也不渴望解决观点”的假宽容。
莫利引用帕斯卡（Pascal）的观点来抨击这种“轻率而肤浅的”中立态度，强调在面对诸如灵魂不朽等重大问题时，“怀疑却不寻求”的人是“极其错误的，也是极其不幸的”。他认为，一个坚强且品格高尚的人只会选择三种立场之一：肯定、否定或承认无法肯定或否定，而当代许多人试图将这三种矛盾立场结合起来，削弱了自己的品格。
第四章：宗教上的顺从 (RELIGIOUS CONFORMITY)
本章讨论了在宗教信仰领域中，表达和公开观点的妥协限度。莫利指出，在政治领域，没有人会认真要求我们对自己的意见保持沉默，但在宗教领域，情况并非如此。
莫利认为，表达意见的权利和独立思考的权利并不相同，因为表达会直接影响他人，因此其妥协的界限设置得更少、更自由。
关于家庭关系中的妥协：
- 父母与子女： 莫利认为，子女为了不让父母遭受“真诚而深刻的痛苦”而保持沉默是合理的，这是唯一一种可以证明沉默合理的特殊关系。
- 夫妻关系： 莫利强烈批评丈夫为了避免妻子痛苦而进行虚伪的顺从（如参加宗教仪式、假装相信），认为这是一种“庸俗的虚伪”。他指出，“目标上的和谐，而不是结论上的同一”，才是富有同情心的生活的秘密。虚伪的顺从会损害男性的完整性、对真理的忠诚、自由和勇气。
- 儿童教育： 如果父母不信奉主流信仰，则不应故意灌输他们认为虚假的信条。父母应以简单、直接、不夸张的方式告诉孩子事实，不应以文学之名灌输自己不相信的“超自然启示”。
莫利总结道，对真理的热爱是人类进步的活力，任何出于动机对诚实进行篡改的人，都是在篡改人类进步的生命力。为了获取世俗的影响力而放弃主要的智识责任是不可取的。
第五章：观点的实现 (REALISATION OF OPINION)
本章探讨了将观点付诸实践的责任界限。莫利首先承认，由于社会是“一个古老而复杂的有机体”，其变革必须是渐进的，因此在实践中需要“理性的默认”。
莫利区分了两种妥协：
- 非法妥协： 故意压制或阉割一个理念，使其与传统偏见保持一致。
- 合法妥协： 承认同时代的人尚未准备好接受新理念，但仍然勇敢地持有它，并且不指望整个世界立刻跟随。
莫利强调，社会进步并非自动发生的，它依赖于个人或小群体的努力和意志。虽然时机可能不适合立即进行“积极征服”，但宣布富有成效的理念的时机总是成熟的。
莫利引用了伯克（Burke）关于“所有政府都建立在妥协和物物交换之上”的观点，但警告称，小规模的改革如果不是沿着大的进步原则的路线进行，就可能成为“伟大改革的最坏敌人”。他以1870年的《教育法》为例，该法通过扩大和加强本应最终被取代的制度，使得未来的改革更加困难。
在个人行为或公开社会观点方面（即自我约束领域），则不必对偏见做出让步。莫利再次强调，真诚的信念与宽容并不矛盾。坚定的信念与意识到自己易犯错是完全相容的。依靠强制（无论法律还是社会压力）来压制观点是徒劳的，只会产生伪君子，因为信念不能被威胁所改变。
第六章：自由原则 (THE DOCTRINE OF LIBERTY)
本章将密尔（Mill）的自由原则追溯到米尔顿（Milton）的《论出版自由》。
米尔顿为自由出版争辩的四个理由是：反对发证者拥有“绝无谬误的恩典”，阻止精神上的懒惰，避免阻碍“真理的输入”，以及自由本身是真正美德的组成部分。密尔的四个理由与此类似，包括被压制意见可能包含真理，有助于补充主流意见，防止真理沦为偏见，以及对性格和行为的活力影响。
莫利讨论了洛克（Locke）对宽容的限制，洛克主要基于公民官吏的权限进行划分。密尔则将其界限置于“自卫”，即只有当行动直接和立即伤害到他人时，才允许干涉。
莫利指出，密尔理论中最具争议的一点是“自我约束”（self-regarding）一词的模糊性。密尔将“自我约束行为”提升为一个独特且重要的类别，因为历史经验表明，对这一领域的承认是“对人类能力最丰富扩张的根本条件”。
自由原则建立在经验和功利主义的基础上，而非抽象权利。它基于对人类进步的观察，相信自由是发现“英雄”和促进人类卓越发展的必要条件。社会自卫能力的认知非常重要；在健康的社会中，道德和智识上的新事物会被吸收或拒绝，而不会破坏社会基本结构。莫利以奴隶制的废除为例，说明纯粹的道德理念无法脱离经济和物质条件独立实现巨大的社会变革。
第七章：结语 (A WORD OF EPILOGUE)
本章是莫利的个人反思。他将自己的主要导师密尔尊为“理性主义的圣人”（saint
of Rationalism），并将罗马哲学家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称为“不可知论的圣人”（saint of Agnosticism）。奥勒留以耐心而穿透性的目光观察宇宙的反复运动，不论世界是混乱还是秩序，其道德都要求“你不可随意”（be not
random thou）。
莫利回顾了维多利亚时代，称赞那是“感性与理性两种潮流汇入一股充满活力和效能的共同洪流”的时代。他指出，该时代的标志是“宽容及其所属的一切理念和模式的辉煌扩展和丰富”。
他最后提出疑问，即达尔文、斯宾塞和雷南等学派的影响是否真的比宗教福音更有效力。然而，他强调，正确的思想应该“热切寻求和珍视”那些伟大、引领、积极的名字，即使人类事物总是“不完整、混合、相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