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一个民族的重生
绕丹尼尔·戈迪斯所著的《以色列：一个民族的重生》提供了来自多位知名学者、政治人物和作家的推荐语，他们高度评价此书对以色列建国至今令人惊叹的故事的叙述。评论强调该书超越了传统的政治或军事史，通过艺术家、作家和诗人的视角，深入探讨了以色列的灵魂、犹太复国主义的复杂性以及以色列社会的多元文化构成。此外，文本还探讨了以色列的历史进程，包括其建国前的思想萌芽、移民潮、战争以及国家认同的形成与挑战，并特别提及了希伯来语的复兴、基布兹运动的影响、德国赔款的作用以及现代以色列在科技和文化领域的发展，最终展现了一个历经磨难而又充满活力的国家形象。
丹尼尔·戈迪斯（Daniel
Gordis）的著作《以色列：一个民族的重生》由王戎翻译、宋立宏校译，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以其丰富的文字、深刻的见解和充满激情的方式，全面呈现了以色列的历史。这本书被前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迈克尔·奥伦赞誉为“了不起的成就”，对所有对犹太国家感兴趣的人而言，都将“爱不释手”。评论认为，它以“情感细腻、文笔优美、立场公正”的方式，讲述了以色列建国以来取得的胜利和经历的磨难。埃默里大学教授底波拉·莉丝黛称其为“精彩、易读、细腻和睿智”的作品，是任何想了解中东这个复杂角落的人都应阅读的书。塔利娅·卡尔纳则指出，书中展现了“创建新型犹太社会是一项多么令人佩服的复杂工程”，强调以色列凭借新语言、世俗文化和无与伦比的成就，是“人类创造的一个奇迹”。约瑟夫·特拉兴金拉比认为，该书探究了整个以色列历史，解释了20世纪犹太国的重建如何彻底改变了犹太历史，使复杂的历史事件变得明了易懂，是一本“真正重要的书”。以色列研究学会主席伊兰·特洛恩则评价该书“活力四射、思路清晰、充满智慧”。
本书不仅是一部通史，还着重探讨了“什么构成犹太国的犹太性”。在巴以和谈陷入僵局、巴勒斯坦人第二次大起义的背景下，以及以色列社会内部矛盾日益突出的当下，如哈瑞迪人拒服兵役、埃塞俄比亚犹太移民面临歧视、以及关于约旦河西岸定居点等问题，戈迪斯对这些矛盾的“来龙去脉做了见树见林的交代”，这是其区别于同类著作的特色。本书还特别呈现了现代以色列的文化，包括以诗歌为代表的精英文化和以电影、流行歌曲为代表的大众文化，这在同类中文书籍中是“绝无仅有的”。
作者宋立宏在中文译本序中指出，本书深入探讨了以色列的内部矛盾，特别是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如本–古里安和贝京的对比，暗示了贝京在改变以色列政治生态和犹太性方面的关键作用。
序言 一个壮观的人类故事
序言指出，在以色列，要成为现实主义者，就必须相信奇迹。马克·吐温曾预言犹太人力量的崛起，而以色列的建立，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非凡的人类故事之一”。这个故事讲述了一个无家可归的民族，一千多年来坚持回归先祖之地的梦想，并在短短几十年内取得了“如此成就，达到如此高度”。从公元70年被驱逐，到1948年建国，犹太人历经苦难，最终在《贝尔福宣言》和国际社会共识的推动下，以及面对纳粹大屠杀的恐怖背景下，建立了国家。
建国初期，以色列面临财政匮乏、基础设施薄弱、大量移民涌入等重重困难，国家一度濒临财政崩溃。然而，凭借美国犹太人的援助和德国的大屠杀赔款，以色列逐渐崛起，成为地区强国和全球科技大国，甚至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公司数量超过整个欧洲大陆。
序言将犹太复国主义定义为一场致力于改变犹太人现状的“革命”。它反叛了传统犹太教中犹太人长期被动、软弱的形象，呼吁创造能够掌控自己命运的“新犹太人”。通过更改姓氏、建立新的世界观和生活方式，犹太复国主义者决心切断与历史的联系，实现民族重生。这场革命也改变了犹太人无家可归的现实，使希伯来语重新成为日常用语，并催生了独特的犹太音乐、艺术和文学。
然而，犹太复国主义并非所有理想都能实现。赫茨尔（Herzl）曾天真地认为，犹太人能给中东带来进步，并受到当地人欢迎，以及犹太国能终结欧洲反犹主义。但现实是，犹太人长期处于激烈的冲突中，反犹主义也变得更加复杂。以色列是一个“复杂而充满活力的地方”，融合了宗教与世俗、传统与现代、不同族裔与文化，并成功地建立了一个民主国家，尽管面积和人口都十分袖珍，但它始终是世界关注的焦点。
本书旨在以严格的史学方法和平衡的观点，向大众介绍以色列的故事，解释其成就与过失，探讨其非凡的过往与令人忧虑的未来。
第一章 诗歌和政治：犹太民族寻找家园
本章以哈伊姆·纳赫曼·比亚利克（Haim Nahman Bialik）的《鸟颂》开篇，这首诗展现了19世纪末犹太民族的绝望、伤感以及对“民族家园”的强烈渴望。诗人向一只从锡安归来的小鸟询问故土的情况，表达了犹太人对那片从未见过的先祖之地的深切向往，并相信它有可能再次成为他们的家园。
1897年，西奥多·赫茨尔在巴塞尔召开了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明确提出要“奠定庇护犹太民族之家的基石”。这在西欧犹太人中更具争议，他们中的精英在欧洲社会地位不断提高，仍相信反犹主义将成为历史。然而，西欧犹太人仍无法摆脱仇恨，赫茨尔本人也亲身经历了维也纳大学的反犹主义事件。匈牙利反犹主义运动的口号“犹太人，去巴勒斯坦！”讽刺地成为赫茨尔的口号。
德雷福斯审判案（Dreyfus Affair）让赫茨尔进一步思考“犹太人问题”。他向金融家莫里斯·德·赫希男爵和罗斯柴尔德家族寻求资助，将自己的想法写成了《犹太国》一书的雏形。他认为犹太国能“一劳永逸地解决‘犹太人问题’”，地点可能在阿根廷或巴勒斯坦。赫茨尔坚信国际社会会支持这一想法，因为许多国家也“饱受犹太人问题之苦”，且犹太人受教育程度高，有能力建国。他认为犹太人问题是“政治问题”，需要国际政治解决方案。
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取得了巨大成功，制定了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民族之家”的目标。大会通过了《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纲领》，确定了“希望”为国歌，并提出了设立犹太国民基金和希伯来大学的设想。赫茨尔预言：“在巴塞尔，我成立了犹太国”，并相信“50年后，每个人都会承认我这句话是对的”。
赫茨尔后来访问巴勒斯坦，在乌托邦小说《新故土》中描绘了一个田园诗般的未来犹太国，沙漠变得繁花似锦，不同信仰的人和睦相处，耶路撒冷成为国际会议中心。
第二章 故土某处
本章探讨犹太人与故土的深厚联系。圣经故事描绘了犹太人挣脱奴役，回到“应许之地”的漫长而艰辛的道路。这块土地自古以来就被强敌环绕，战乱不断。公元前586年，所罗门圣殿被毁，犹太人开始流散巴比伦，从此“再也没有作为一个统一整体生活在以色列地”。然而，即使在流散中，犹太人也从未放弃回归故土的愿望，他们在祷告中思念耶路撒冷，相信终有一天能回到家园。古老的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焕发活力，19世纪末欧洲的反犹主义使得犹太人意识到欧洲将无容身之地，本能地渴望拥有一个家园。赫茨尔的思想之所以能迅速传播，正是因为犹太人对锡安的憧憬根深蒂固。
第三章 是对话而不是意识形态：犹太复国主义者在世纪之交时的分歧
20世纪初，针对犹太人的一系列暴力活动打破了人们对美好未来的期望，特别是俄国的基希涅夫集体迫害事件。诗人比亚利克受命采访幸存者，所见所闻令他震惊，创作了史诗《屠杀之城》，不仅谴责暴徒，还“令人惊异地对犹太人发火”，批评犹太男人在袭击中表现出的懦弱和对犹太传统的执着。比亚利克认为，千年流散剥夺了犹太人的力量和勇气，腐蚀了他们的感知能力，犹太传统成为“摧毁犹太人人性的毒瘤”。因此，犹太复国主义不仅是提供避难所，更重要的是在自己的土地上创造“新犹太人”。
赫茨尔曾考虑在阿根廷或乌干达建国，但乌干达方案在第六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上引发了严重分裂，反对者坚信犹太复国主义旨在“在先祖之地重建家园”。
与赫茨尔不同，阿哈德·哈姆（Ahad
Ha’am）认为犹太人最需要的不是主权，而是“内在的精神性”。他主张犹太复国主义应专注于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精神中心”，而不是一个与他国无异的“小国”。虽然他的观点在赫茨尔建立犹太国的成功中被边缘化，但其思想对后来的布里特沙洛姆（Brit
Shalom）等组织影响深远，这些组织呼吁犹太人放弃建国，以促进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和平相处。
与阿哈德·哈姆的和平主义不同，弗拉基米尔·泽夫·雅博廷斯基（Vladimir
Ze’ev Jabotinsky）主张通过武力建立和维护犹太国。他因基希涅夫事件受到冲击，认为犹太人应自卫，并成立了“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和青年运动贝塔尔（Betar），强调培养“强健体魄”的“新犹太人”。
劳工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亚伦·大卫·戈登（A.D. Gordon）则提出“劳动的宗教”思想，认为只有通过在土地上劳动，才能真正拥有这块土地，并创造民族文化。这种思想深刻塑造了基布兹运动，强调回归大自然，用双手劳动。
然而，许多传统犹太教徒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认为主动回归先祖之地是违背上帝旨意的，应等待上帝救赎。他们还对犹太复国主义的世俗化倾向深恶痛绝。但也有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者，如米兹腊希（Mizrachi）组织，主张将宗教作为犹太复国主义的核心。
第四章 梦想实现的曙光
本章以伊斯雷尔·赞格威尔（Israel
Zangwill）“一块没有民族的土地，等待着一个没有土地的民族”的著名表述开篇，尽管这并非完全准确，但反映了当时巴勒斯坦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管理混乱、发展停滞的现实。赞格威尔和赫茨尔都曾天真地认为欧洲犹太人的到来能促进当地发展，受到阿拉伯人欢迎。但实际上，犹太复国主义者带来的民族和公民概念与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原有的部落、宗族体系产生冲突，导致了日后的长期冲突。
第一次阿利亚（Aliyah，移民潮）始于1882年，许多东欧犹太人逃离欧洲，来到巴勒斯坦寻求安稳生活，其中也包括希望建立全新犹太社会的理想主义者，不少人怀抱社会主义理想。这一时期成立了“锡安热爱者”和“比卢”等组织。新移民的极端世俗化思想与当地虔诚的旧伊休夫犹太人产生冲突。亚伯拉罕·以撒·库克拉比（Abraham Isaac Kook）试图弥合分歧，他承认犹太传统存在问题，但认为年轻人反叛恰恰说明他们“渴望思想和理性，并想拥有更为丰富和鲜活的体验”。
埃利泽·本–耶胡达（Eliezer Ben-Yehuda）被誉为“现代希伯来语之父”，他致力于让古老的希伯来语重新成为日常用语。他坚信犹太民族主义需要自己的语言，并与妻子在家里实践只说希伯来语。他的努力得到了伊休夫知识精英的响应，但普通移民更倾向于使用意第绪语。同时，一些宗教人士认为日常使用希伯来语是对神圣语言的亵渎，对本–耶胡达进行攻击和排斥。尽管面临重重阻碍，本–耶胡达最终成功复活了希伯来语，并让整个民族开始说这门语言。
文学也在伊休夫得到发展，泽夫·雅维茨（Ze’ev
Yavetz）和撒母耳·约瑟夫（沙伊）·恰奇克斯（Samuel Yosef (Shai) Agnon）等作家通过作品探讨“新犹太人”的形象和犹太复国主义的矛盾。
虽然奥斯曼帝国限制犹太人购买土地和移民，但通过腐败的官僚体系，犹太人仍能合法购买土地。罗斯柴尔德男爵的资助对早期伊休夫至关重要，但也引发了与理想主义拓荒者的矛盾。早期移民生活艰苦，许多人最终选择离开，但他们的努力为后来的移民铺平了道路，并为基布兹和特拉维夫等社区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第二次阿利亚（1904-1914）带来了约4万犹太人，他们建立了第一个基布兹德加尼亚（Degania），第一个犹太自卫组织，并在雅法郊区建立了特拉维夫。约瑟夫·哈伊姆·布伦纳（Yosef Haim
Brenner）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希伯来语作家之一，他积极参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但又充满悲观情绪，认为流散只是转移到以色列地。他的作品反映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矛盾心态，以及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挣扎。
基布兹运动带有强烈的社会主义理想，强调集体责任和A.D.戈登的“劳动观念”。拉亥尔·塞拉·布劳斯坦（Rachel Bluwstein）等诗人的作品，既展现了基布兹的理想主义，也表达了个人在集体中的痛苦。尽管基布兹人口不多，但其爱国主义精神和对以色列社会的影响深远。特拉维夫的建立则满足了移民对欧洲城市生活的需求，成为犹太人的文化和经济中心。教育也在伊休夫占据核心地位，为后来的科技成就奠定了基础。
第五章 《贝尔福宣言》：英帝国支持犹太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犹太复国主义者面临选择：是支持同盟国还是协约国。雅博廷斯基坚信奥斯曼帝国将解体，主张支持协约国，并呼吁组建犹太战士帮助协约国征服以色列地。他与约瑟夫·特伦佩尔多（Joseph Trumpeldor）一同在英国军官约翰·亨利·帕特森（John Henry
Patterson）的指挥下，组建了锡安骡马队（Zion Mule Corps）。
哈伊姆·魏茨曼（Chaim
Weizmann），一位杰出的化学家和犹太复国主义者，通过其在科学领域的贡献（丙酮制造方法）和与英国高官的私人关系，逐步将贝尔福（Balfour）等英国政治家争取为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持者。
1916年，英法秘密签署《赛克斯–皮科协定》（Sykes-Picot Agreement），将中东地区瓜分，对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利益均未考虑，激化了双方矛盾。犹太复国主义者希望巴勒斯坦单独成为英国的保护国。
尼里（Nili）间谍组织在亚伦松兄妹的领导下，为英国提供奥斯曼帝国的情报，其成员萨拉·亚伦松（Sarah Aaronsohn）的大无畏精神在伊休夫广为传颂。
1917年11月2日，英国外交大臣亚瑟·贝尔福致信罗斯柴尔德勋爵，发表了《贝尔福宣言》，承诺“英王陛下政府赞成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家园”。这标志着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首次获得世界最大帝国的支持。然而，宣言内容模糊，未明确“民族家园”范围、时间表和路线图，也未解释如何不侵犯现有非犹太社团的权利。但后来的皇家委员会指出，“民族家园”被理解为包括约旦河两岸的“历史上整个巴勒斯坦地区”。
宣言发表六周后，英军占领耶路撒冷，巴勒斯坦成为英国委任统治地。希伯来大学也在1918年奠基，教育在伊休夫和未来的以色列国中始终占据核心地位。第三次阿利亚（1919-1923）带来了3.5万移民，他们积极建设建国前的机构，并在水资源技术、沼泽地改造方面取得显著成就。梅纳赫姆·乌什金（Menachem Ussishkin）坚持高价购买土地，认为“再高的价格也划算”。
1920年，伊休夫建立了自己的政治机构“代表大会”。面对阿拉伯人的暴力袭击，伊休夫于1921年成立了自卫组织哈加纳（Haganah）。然而，英国殖民地大臣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在1921年将约旦河东岸划分为外约旦，使犹太国的面积远远小于预期。雅博廷斯基的《铁墙》理论则明确指出，阿拉伯人不会主动与犹太复国主义者达成协议，犹太人必须以“铁墙”对抗阿拉伯暴力，才能迫使他们妥协。1929年希伯伦暴乱中，犹太社团被摧毁，促使哈加纳发展准军事能力，但奉行“克制”政策。
第六章 无处可去，即使能离开
1925年，希特勒（Hitler）在《我的奋斗》中宣称犹太人试图控制世界，并视犹太复国主义为犹太人的阴谋。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大卫·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预言犹太人将成为“第一批受害者”。
为了帮助德国犹太人离开，阿罗佐罗夫（Arlosoroff）发起了《哈瓦拉协议》（Haavara Agreement），允许犹太人转移部分资产到巴勒斯坦，并为德国商品开拓市场。这项协议引发巨大争议，阿罗佐罗夫因此在1933年被暗杀。虽然凶手未被判刑，但事件预示了未来犹太人内部因政见不同而自相残杀的悲剧。
欧洲局势恶化导致大量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20世纪30年代，巴勒斯坦成为犹太移民的主要目的地 [9纳粹大屠杀前，英国政府于1939年发布了《白皮书》（White Paper），限制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并承诺10年后成立以阿拉伯人为主体的独立国家。这一政策沉重打击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希望，被本–古里安称为“我们和英国一起同希特勒作战，就像没有白皮书一样；我们将反对白皮书，就像没有战争一样”。犹太军事组织炸毁英国政府建筑，伊休夫开始支持非法移民。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纳粹分子开始有计划地清洗欧洲犹太人，数十万犹太人被屠杀。梅纳赫姆·贝京（Menachem Begin）等激进分子呼吁对英国人起义，以拯救欧洲犹太人。1946年，伊尔贡（Irgun）轰炸大卫王酒店（King David Hotel），造成91人死亡，引发国际社会强烈谴责。
1947年，联合国通过181号决议，决定将巴勒斯坦分治为犹太国和阿拉伯国。尽管美国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反对，杜鲁门总统仍施压支持分治决议。苏联也支持犹太人建国。然而，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断然拒绝分治方案，战争随即爆发。拿单·奥尔特曼（Natan Alterman）的诗歌《银盘》暗示建国需要付出巨大的流血代价。
第八章 独立：国家诞生
1947年11月联合国通过分治决议后，阿拉伯人发动了零星恐怖袭击，并演变为正式战争。独立战争的第一阶段，哈加纳与当地阿拉伯战士及其他阿拉伯国家非正规部队作战。许多历史学家认为，以色列的“D计划”旨在赶走大量阿拉伯人，以确保犹太国的人口优势。梅厄夫人（Golda Meir）曾对阿拉伯居民弃城而逃表示同情。
1948年5月14日，大卫·本–古里安在特拉维夫宣布以色列独立。以色列《独立宣言》并非神学文件，而是历史文件，其中并未提到上帝，而是用“以色列磐石”的模糊措辞兼顾宗教和世俗。宣言强调犹太民族的历史和苦难，承诺以色列“将把以色列先知所憧憬的自由、正义与和平原则作为立国基础”，并向所有邻邦及其人民“伸出和平、和睦、友邦之手”。宣言承诺全体公民“不分宗教、信仰、种族和性别，享有最充分的社会和政治平等权”。本–古里安拒绝让梅纳赫姆·贝京等人在宣言上签字。新成立的国家被命名为“以色列”，象征着雅各（Jacob）与神和人角力后得胜。
本–古里安预言独立日欢庆后将是流血，第二天独立战争进入第二阶段。以色列面对约旦、埃及、黎巴嫩、伊拉克和叙利亚五个阿拉伯国家的军队。雅丁（Yadin）将军回忆当时形势危急，担心“几代人的梦想就要破灭”。以色列在拉特伦（Latrun）的战斗中损失惨重，许多大屠杀幸存者为国捐躯。约旦军队攻陷耶路撒冷老城的犹太区，犹太人再次被逐出圣城，西墙被亵渎。以色列军队开辟了“滇缅公路”为耶路撒冷运送物资，展现了创新和勤奋。以色列还使用了自制迫击炮“戴维德卡”（Davidka），其巨大声响在阿拉伯民众中引起恐慌。
为了重整军备，本–古里安于5月26日宣布成立以色列国防军，要求其他武装团体停止活动。伊尔贡的“阿尔塔莱纳”号（Altalena）运载武器抵达以色列，本–古里安命令击沉该船，导致犹太人之间的冲突，但贝京要求伊尔贡成员不得向犹太人开火，避免了一场全面内战。这一事件的意义在于确立了所有军队必须置于政治家领导之下的原则。
利达（Lydda）争夺战是独立战争中争议较大的事件之一，修正主义历史学家和主流历史学家对伤亡人数和责任归属存在激烈争论。奥尔特曼的诗歌《卡勒》（Kareth）反映了战争的丑恶，本–古里安感谢其“道德力量和感染力”，并要求国防部加印10万份发给战士。以色列社会表现出的强迫性自我批判倾向，成为其重要特点。
独立战争结束后，约70万阿拉伯人流离失所。以色列拒绝在阿拉伯国家试图消灭犹太国时讨论难民问题，而阿拉伯国家则将难民问题作为未来谈判的筹码。
第九章 从建国之梦到建国之路
1949年1月25日，以色列举行了第一次全国选举，两千年来犹太人首次拥有主权，意义重大。极端正统派拉比摩西·耶库蒂尔·阿尔伯特（Moshe
Yekutiel Albert）激动地将投票视为“生命中最神圣的一刻”。选举结果显示，本–古里安领导的马帕伊党（Mapai）成为第一大党。
1949年8月，赫茨尔的遗骸被运回以色列安葬在耶路撒冷山顶，20万人前来表达敬意。以色列国旗则选用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旗帜，其设计融入了犹太祈祷披巾（tallit）的元素，体现了世俗国家无法回避的宗教因素。1949年2月14日，哈伊姆·魏茨曼被任命为以色列第一任总统，他希望以色列的成就能够鼓舞世界其他受压迫的民族。
建国初期，以色列面临“流散地万民回归”的挑战，数百万犹太人从欧洲、阿拉伯国家等地移民以色列，包括来自也门的“魔毯行动”。但国家没有足够的住房和资源来安置这些移民，导致他们住在条件恶劣的临时营地和过渡营（ma’abarot）。过渡营问题成为东方犹太人（Mizrahim）不满情绪的温床，他们认为自己处于社会底层。
本–古里安投入大量资源发展义务教育，延续了犹太人社团重视教育的传统。他对来自世界各地的犹太移民带有精英主义偏见，认为他们是“缺乏语言、教育、根基、传统或民族梦想的人间渣滓”，并试图用“国家主义”政策来塑造统一的国民身份。新闻界虽然活跃，但本–古里安也会施压影响报道。关于也门移民儿童被送给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家庭抚养的指控，反映了社会底层人士的感受。本–古里安的“国家主义”政策在建立团结的民主社会方面起到了作用，但在一些方面也走向极端。
宗教人士是另一个棘手的问题。早期极端正统派犹太人（Haredim）拒绝犹太复国主义，认为其干预上帝行为且过于世俗。大屠杀改变了他们的立场，从强烈反对变为模糊态度，但他们仍谴责世俗倾向，并更多参与政治。本–古里安最明显的错误是同意免除哈瑞迪人的兵役，这导致后来人数激增，影响国家权威。
独立战争后，以色列的阿拉伯人口为15.6万人，他们多生活在军事管理下，对国家认同复杂。军事管理体制直到1966年才被废除，对以色列阿拉伯人的看法产生了深远影响。
本–古里安对美国犹太人未大规模移民以色列深感失望，认为他们对犹太国缺乏忠诚。雅各·布劳斯坦（Jacob Blaustein）明确表示美国犹太人热爱美国，不认为自己处于流散状态，并拒绝以色列作为全世界犹太人的唯一代言人。尽管美国犹太人对以色列的支持在六日战争后有所升温，但大规模移民从未发生。
第十章 以色列登上国际舞台
建国初期，以色列面临周边敌对国家的暴力越境袭击。为了应对这些挑战，以色列国防军于1953年初组建了由阿里埃勒·沙龙（Ariel Sharon）指挥的精锐部队101部队，开展快速报复行动。凯比亚村（Qibya）行动中，101部队摧毁了约旦河西岸的阿拉伯村庄，造成平民伤亡，引发国际社会谴责。
S.伊扎尔（S. Yizhar）的小说《赫贝赫泽》（Hirbet Hiz’ah）描写了1948年战争中以色列军队对巴勒斯坦人造成的伤害，引起了自我批判。然而，梅厄·哈尔–齐昂（Meir Har-Zion）等战士认为报复行动是必要的，以确保以色列的生存，代表了诺尔道（Nordau）和比亚利克倡导的“新犹太人”形象。
摩西·达扬（Moshe Dayan）在1953年被任命为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他着手改组军队，使其成为中东最令人生畏的军队。达扬认为以色列的存在让阿拉伯人感到愤怒，以色列人必须时刻准备战斗，并引用圣经典故来强化这一观念。
埃及总统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通过与捷克斯洛伐克签订军火协议，大大增强了埃及军事实力。1956年，纳赛尔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引发英、法、以三国的愤怒。以色列的安全岌岌可危，纳赛尔扬言要消灭犹太国。
1956年10月29日，以色列军队开进西奈半岛，迅速切断埃及空军和主要陆军基地的联系，空降兵在沙龙带领下占领战略要地。英国和法国也轰炸了埃及机场。美苏的压力最终迫使三国撤军。以色列损失了231名战士，埃及伤亡更为惨重。西奈战役后，以色列获得蒂朗海峡（Straits of
Tiran）通航权的安全保证。
果尔达·梅厄在外交领域发挥重要作用，她希望以色列能为刚刚独立的非洲国家提供科技和农业技术支持，并成为长期受压迫民族复兴的模式。
第十一章 以色列直面大屠杀
1960年，摩萨德（Mossad）在阿根廷逮捕了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这位纳粹高级官员在以色列受审，引发了国际谴责。本–古里安不顾国际压力，坚持在以色列审判艾希曼。梅纳赫姆·贝京在议会中强烈反对接受德国赔款，认为这会抹杀犹太历史的神圣感，引发了激烈的辩论和会场外的暴力冲突。尽管如此，德国赔款最终帮助以色列经济复苏，并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德国赔款还意外地促使以色列社会开始正视大屠杀问题，打破了此前对这一痛苦记忆的回避。
卡斯特纳审判（Kastner trial）进一步深化了人们对大屠杀的思考。鲁道夫·卡斯特纳（Rudolf Kastner）因在战时与纳粹交易以换取犹太人生存而受到指控，审判揭示了大屠杀时期的道德困境。
本–古里安坚信以色列需要核武器，以终结犹太人的脆弱感。在西蒙·佩雷斯（Shimon Peres）的努力下，法国帮助以色列发展核能力，建立了迪莫纳（Dimona）核反应堆。以色列与美国达成秘密协议，承诺不公开宣布拥有核武器，以确保国家安全。
艾希曼审判促使以色列社会开始讨论大屠杀幸存者的经历，改变了此前对他们的忽视甚至歧视。审判证词让以色列人重新审视大屠杀，并理解幸存者为何未能反抗。这一事件也深刻影响了以色列与美国犹太社团的关系，本–古里安指责美国犹太人不重视大屠杀苦难，面临“同化深渊”。
第十二章 改变国家命运的六日战争
1967年，在六日战争前夕，耶路撒冷市长泰迪·科勒克（Teddy Kollek）邀请拿俄米·舍莫尔（Naomi Shemer）创作歌曲，舍莫尔的《金色的耶路撒冷》（Jerusalem of Gold）迅速流行，表达了全国人民对被分裂的耶路撒冷的思念。
1967年5月13日，埃及在西奈半岛部署军队，并封锁蒂朗海峡，切断了以色列通往红海的唯一航道，引发以色列史上最紧张的“哈姆塔纳”（hamtanah，“等待”）时期。总理列维·艾希科尔（Levi Eshkol）的“结巴演讲”使公众对领导层失去信心，军方也对按兵不动深感失望。约旦国王侯赛因（Hussein）在巨大压力下与埃及签订共同防御条约。美国和法国拒绝提供支持，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甚至禁止向以色列出售武器。
1967年6月5日，以色列先发制人，对埃及空军发动了成功的空袭，基本摧毁了埃及空军。接着，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和西奈半岛迅速推进。6月6日，以色列军队在耶路撒冷与约旦军队展开激战，莫塔·古尔（Motta Gur）将军带领空降部队攻入老城，宣布“圣殿山已经在我们手上”。什洛莫·戈伦（Shlomo Goren）拉比在西墙前吹响羊角号，象征犹太人千年后重新控制了圣地。
到6月7日，埃及和约旦军队已被击溃。6月9日，以色列军队攻占叙利亚的戈兰高地。6月10日下午6点30分，六日战争基本结束。
这场战争使以色列不仅生存下来，而且变得更加强大，成为中东地区最强大的国家。以色列的胜利激发了苏联犹太人和美国犹太人的骄傲和移民热情。
第十三章 占领成为重负
六日战争后，以色列内部出现了深刻分裂。拿单·奥尔特曼等鹰派认为，占领约旦河西岸意味着“以色列国就是以色列地”，不应做出任何让步。而耶沙亚胡·雷博维茨（Yeshayahu Leibowitz）教授则主张立即从占领土地撤离，以拯救以色列的灵魂，防止统治异族人对国家属性的破坏。
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兹维·耶胡达·库克拉比（Zvi Yehuda Kook）的领导下，试图将宗教重新带入犹太复国主义，强调约旦河西岸是“民族的摇篮”，反对政府撤离。哈南·波拉特（Hanan Porat）等年轻的宗教拓荒者发起定居点运动，建立了古什埃齐翁（Gush
Etzion）等定居点。伊加尔·阿隆（Yigal Allon）提出了“阿隆方案”（Allon Plan），建议以色列长期占领约旦河谷和东耶路撒冷等战略要地，但这一方案被约旦国王侯赛因拒绝。
梅厄·阿里埃勒（Meir Ariel）的歌曲《钢铁的耶路撒冷》（Iron Jerusalem）则表达了对战争带来的痛苦和耶路撒冷“铅一般的”复杂情感。《士兵谈话》一书揭示了参战士兵对战争的痛苦和反感，预示了巴勒斯坦民族运动的兴起。
六日战争也使战败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空前团结，马哈茂德·达尔维什（Mahmoud Darwish）的诗歌表达了巴勒斯坦人强烈的思乡之情和对以色列的愤怒。1967年9月，阿拉伯联盟在喀土穆会议上宣布“不承认、不和解、不谈判”的“三不原则”。
第十四章 赎罪日战争：“构想”心态破裂
六日战争后，以色列修建了巴–列夫防线（Bar-Lev Line），被视为南方边境坚不可摧的象征，但沙龙等少数人对此表示担忧。埃及总统纳赛尔发动“消耗战”（1969-1970），试图收复失地，双方损失惨重。纳赛尔去世后，安瓦尔·萨达特（Anwar Sadat）继任，他驱逐了苏联顾问，并与叙利亚总统哈菲兹·阿萨德（Hafez al-Assad）达成协议，共同进攻以色列。
萨达特寻求通过战争恢复埃及民族尊严，并希望冲破巴–列夫防线。以色列对地区形势变化反应迟钝，普遍存在“构想”（conceptzia）心态，认为埃及不敢开战，情报部门也错误解读了开战信号。
1973年10月6日，赎罪日，埃及和叙利亚对以色列发动突然袭击。以色列军队措手不及，头两天损失惨重，巴–列夫防线被冲破。梅厄夫人向尼克松总统寻求帮助，并暗示以色列面临亡国危险。美国最终对以色列提供武器援助。以色列采取“先北后南”策略，首先击退叙利亚军队，然后发动反攻，渡过苏伊士运河，包围埃及第三军团。
10月22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338号决议，要求双方停火。10月24日，停火协议正式生效。赎罪日战争持续16天，以色列损失2656名战士，7250人受伤，是1967年死伤人数的三倍多。这场战争彻底打破了以色列人战无不胜的“构想”心态，使他们对领导阶层失去信心，和平也变得遥遥无期。
战争结束后，阿拉伯国家在外交上孤立以色列，亚西尔·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在联合国发表《橄榄枝和手枪》演讲，呼吁“不要让橄榄枝从我手中滑落”，同时又暗示暴力。1975年，联合国大会通过3379号决议，宣称“犹太复国主义是种族主义”，进一步将以色列非法化。
第十五章 革命中的革命：以色列右翼政治力量的崛起和复仇
20世纪70年代，以色列乐坛主要由阿什肯纳兹（Ashkenazi）犹太人主导。而东方犹太人（Mizrahim，中东裔犹太人）长期被边缘化，居住在偏远的过渡营，对国家充满不满。1971年，“黑豹党”（Black Panthers）成立，表达了东方犹太人的失望。
1977年，在赎罪日战争的余波和总理拉宾（Rabin）因海外银行账户丑闻辞职后，梅纳赫姆·贝京领导的利库德集团（Likud）赢得大选，结束了工党长达近30年的统治，标志着以色列政治的“革命”。贝京与东方犹太人建立了深厚关系，伊尔贡（Irgun）中就有许多来自非欧洲犹太社团的战士。他的波兰背景和正式着装反而给北非移民留下了好印象。贝京的上台也反映了宗教在以色列公共领域重新崛起。
贝京政府上台后，首先处理的是和平问题。1977年11月，埃及总统萨达特宣布愿访问以色列议会。贝京邀请萨达特访问耶路撒冷，两人历史性地拥抱，拉开了埃以和平谈判的序幕。谈判在吉米·卡特（Jimmy Carter）总统的调解下，于戴维营（Camp David）举行，过程艰难而激烈。最终，贝京放弃了西奈半岛，但保留了对约旦河西岸的控制。1978年9月，以色列议会通过《戴维营和平协议》，贝京和萨达特因此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次和平协议的签署，令人惊讶地由右翼总理完成，证明右翼在未来实现和平方面可能发挥关键作用。
贝京上台后，定居点数量翻倍，他坚持约旦河西岸是“犹地亚和撒玛利亚”，属于以色列自己的土地。
1981年，以色列空军轰炸了伊拉克的奥斯拉克（Osirak）核反应堆，贝京坚信不能让试图消灭犹太国的侯赛因（Hussein）拥有核武器。这次行动虽然在军事上成功，但遭到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
20世纪70年代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以黎巴嫩南部为基地，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包括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袭击和1976年恩德培劫机事件。1978年，巴解组织在以色列沿海公路劫持公交车，造成38人死亡，以色列发起“利塔尼行动”反击。
1982年，巴勒斯坦激进分子在伦敦袭击以色列大使，贝京深感以色列儿童在防空洞中担惊受怕，违背了建国初衷。他决定发动“加利利和平行动”，入侵黎巴嫩，试图通过扶植基督教长枪党来消除巴解组织的威胁。然而，行动很快偏离计划，以色列军队包围贝鲁特，造成大量伤亡。阿拉法特利用媒体获得国际同情。巴解组织最终被迫撤离黎巴嫩。1982年9月，黎巴嫩长枪党领导人巴希尔·杰马耶勒（Bashir Gemayel）被刺杀，以色列和平计划落空。随后，基督徒长枪党在以色列国防军的掩护下，对萨布拉（Sabra）和沙提拉（Shatila）难民营的巴勒斯坦穆斯林发动了大屠杀，造成约700-800人死亡。以色列社会爆发大规模抗议，要求司法调查。这起事件严重损害了以色列的国际形象。尽管黎巴嫩战争失败，但贝京执政时期以色列与埃及实现和平，并展现了对敌对国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零容忍态度。贝京执政打破了工党的霸权地位，虽然经济上出现高通胀，但促进了社会团结。
第十六章 效法犹太复国主义者：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兴起
贝京时代，宗教重新进入以色列公共领域。阿里耶·德里（Aryeh Deri）等塞法迪（Sephardi）犹太人政治家迅速崛起，沙斯党（Shas）成为代表东方犹太人利益的重要政党。德里批评传统犹太复国主义者对东方犹太人的歧视，承诺改变以色列国的特征。
中东地区也出现了宗教复兴。1979年伊朗革命后，伊斯兰主义迅速填补了世俗泛阿拉伯主义失败留下的权力真空。穆斯林兄弟会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建立社会服务体系，传播传统宗教思想，大学生成为极端伊斯兰运动的温床。以色列初期错误地认为这些是纯宗教运动，而非政治目的，为此付出了高昂代价。
1988年，哈马斯（Hamas）成立，其宪章公开反犹，宣誓将历史上的巴勒斯坦全境从“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占领”下解放出来，并对以色列发动“圣战”。
1987年12月9日，一起交通事故引发了第一次因提法达（intifada），约旦河西岸和加沙的阿拉伯人走上街头，使用石块和燃烧弹对抗以色列军队。以色列军队缺乏应对平民暴力的经验，科技优势几乎无效。约旦国王侯赛因于1988年7月宣布放弃对约旦河西岸的主权要求，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为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代表。因提法达改变了以色列社会对巴勒斯坦人的看法，许多以色列人意识到最终将不得不从约旦河西岸撤出。
苏联解体（1991年）带来了大量苏联犹太人移民以色列，深刻改变了以色列的人口构成和社会面貌。这些高学历移民在科学、艺术和经济领域为以色列注入了巨大活力。同时，以色列还通过“所罗门行动”等空运项目，从埃塞俄比亚营救了上万名犹太人。埃塞俄比亚犹太人与主流以色列社会存在巨大文化差异和种族歧视，但以色列仍坚信接收他们是“拯救民族的全部意义”。然而，拉比总署对苏联和埃塞俄比亚移民的犹太身份仍持怀疑态度。
第一次海湾战争（1991年）期间，伊拉克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但以色列在拉宾的建议下保持克制，避免被卷入战争。
第十七章 和平进程陷入僵局
拉宾（Rabin）总理于1995年被刺杀，约旦国王侯赛因和美国总统克林顿（Clinton）在葬礼上表达了深切悲痛，引发了人们对中东和平前景的担忧。
1993年，以色列废除了禁止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谈判的法律，双方在挪威奥斯陆秘密谈判，最终签署了《奥斯陆协议》。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承认以色列生存权并放弃武力，以色列则承认巴解组织为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代表，并允许阿拉法特和战士回国。然而，协议未能带来和平，反而导致了更多恐怖袭击。以色列继续履行协议义务，国防军从耶利哥（Jericho）和加沙地带撤出。
1994年，以色列与约旦签订和平协议，结束了交战状态，侯赛因国王实现了其祖父的和平遗愿。
拉宾被刺杀后，以色列右翼和宗教势力对他的态度越来越恶劣，称其为“叛徒”，少数极端拉比甚至宣判其死罪。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上任后，对《奥斯陆协议》持怀疑态度，但也签订了《怀伊河备忘录》（Wye River Memorandum），试图恢复和平进程。
1999年，埃胡德·巴拉克（Ehud Barak）当选总理，承诺从黎巴嫩南部撤军，并与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实现和平。2000年5月，以色列单方面从黎巴嫩撤军，真主党（Hezbollah）利用这一机会巩固了在黎巴嫩南部的地位。2000年夏天，巴拉克、阿拉法特和克林顿在戴维营谈判，巴拉克提出了慷慨的解决方案，包括约旦河西岸92%的土地和部分耶路撒冷，但阿拉法特拒绝接受，导致和谈失败。克林顿对阿拉法特的毫不妥协表示困惑。
2000年9月，阿里埃勒·沙龙访问圣殿山，引发了第二次因提法达。此次因提法达更具杀伤力，巴勒斯坦安全部队使用了武器和自杀性爆炸。2002年，以色列政府决定修建隔离墙，以阻止暴力袭击，隔离墙有效降低了自杀性爆炸事件。第二次因提法达使以色列和平阵营遭受重创，许多人认为左翼“土地换和平”的想法过于天真危险。本尼·莫里斯（Benny Morris）等历史学家也转变观点，对巴以和平前景持悲观态度。
2004年，阿拉法特去世，马哈茂德·阿巴斯（Mahmoud Abbas）继任。2005年，沙龙决定单方面从加沙撤离，尽管遭到利库德集团和定居者的强烈反对，但行动相对顺利，展现了以色列社会的成熟。然而，撤离后哈马斯从加沙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证明撤离未能带来和平。
2006年，哈马斯赢得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选举。哈马斯官员重申不承认以色列，拒绝谈判，和平进程的希望之光最终熄灭。哈马斯和真主党继续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引发了2006年的第二次黎巴嫩战争，这场非对称战争中，平民伤亡成为制约民主国家军事行动的重要因素。
尽管面临冲突，以色列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成为了科技强国，“创业国度”的美誉源于其工程师、研发中心和初创公司的密度，以及俄罗斯犹太移民的贡献。然而，在国际社会看来，以色列仍是一个被排斥的国家，联合国及其分支组织成为反以色列运动的主战场。以色列的“贝京学说”也受到考验，2007年以色列空袭了叙利亚核反应堆。伊朗的核威胁也日益严峻。
第十八章 犹太国的犹太复兴
2013年，亚伊尔·拉皮德（Yair Lapid）领导的中间路线政党“未来党”（Yesh Atid）崛起。其议员露丝·卡尔德龙（Ruth Calderon）手持《塔木德》（Talmud）在议会发表演讲，指出犹太复国主义在创造“新犹太人”的同时，也使年轻人成为“历史的孤儿”，割裂了与犹太传统的联系，导致精神空虚。她认为，新一代以色列人渴望追寻民族根源和生活意义，重新与被犹太复国主义摒弃的文化建立联系。
以色列社会开始重新拥抱犹太传统，许多机构为世俗和宗教人士提供学习犹太经典的平台。阿里克·艾因施坦（Arik Einstein）等世俗精英的家人转向极端正统派，反映了以色列社会生活中的变化。艾提·安克丽（Etti Ankri）等音乐家也将犹太教元素融入音乐。文学界、学术界和电影业也开始以更审慎、同情的眼光审视传统犹太世界和犹太教议题。露丝·加维森（Ruth Gavison）教授和雅科夫·米丹（Yaakov Medan）拉比共同拟就的《加维森和米丹公约》，试图在公共空间保持明显的犹太性，同时尊重个人权利。这些努力体现了世俗与宗教人士消除隔阂、寻求共同点的趋势。
这种变化也源于东方犹太人在社会文化领域的成就，他们对待犹太教的态度更注重“忠诚”而非“顺服”，影响了世俗犹太人重新亲近犹太传统。
以色列人逐渐厌倦了历史的重负，不再像前辈那样渴望在历史大潮中扮演重要角色。诗人耶胡达·阿米亥（Yehuda Amichai）的作品表达了寻求新的救赎方式，来自简单的、人性的生活。由于和平希望渺茫，以色列人将注意力转向自身内部的精神需求。
然而，以色列社会也面临着宗教极端化带来的挑战。拉比总署（Chief Rabbinate）因其僵硬和不包容受到批评，哈瑞迪人口的迅速增长和对政府的依赖性也对国家经济和民主制度构成挑战。电视剧《谢迪塞尔》（Shtisel）以同情视角描绘哈瑞迪人的生活，促进了世俗与宗教群体之间的理解。极端民族主义的“山顶青年”则寻求更激烈的理论武装自己，如伊扎克·金斯博格（Yitzhak Ginsburg）拉比为巴鲁克·戈登斯坦（Baruch Goldstein）的屠杀行为辩护。
结语 《贝尔福宣言》发表一个世纪后的犹太“民族家园”
结语重申了《贝尔福宣言》百年后，“犹太人的民族家园”在以色列地成为现实，并安居了世界上最多的犹太人。建国之路曲折，冲突不断，数千人死去，大屠杀导致三分之一的犹太人被谋杀。同时，数十万巴勒斯坦人也在冲突中被迫离开家园。
戈迪斯指出，犹太人成功的关键在于“他们没有其他地方可去”。以色列既古老又现代，扎根于历史又开辟新径。犹太复国主义的承诺有些实现，有些则未实现。赫茨尔预言欧洲反犹主义会消亡，但事实证明过于天真。然而，犹太国确实深刻改变了流散地犹太人的生活，让他们在公共领域摒弃分歧，共同关注以色列。
赫茨尔关于犹太人与其他民族和平相处的愿景部分实现，以色列阿拉伯人在职业、学术、社会和经济领域取得进步。但与以色列之外的阿拉伯人的冲突仍在持续，对约旦河西岸的占领是“心头之痛”。
本–耶胡达（Ben-Yehuda）复活希伯来语的梦想远超预期，希伯来语成为数百万人母语。A.D.戈登（Gordon）号召犹太人在土地上劳动以实现民族复兴，以色列人做到了，即使在高科技时代，骨子里仍是农民。比亚利克、诺尔道（Nordau）和雅博廷斯基（Jabotinsky）希望犹太人不再是受害者，以色列也实现了这一点，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大国之一。
阿哈德·哈姆（Ahad Ha’am）在以色列地精神再生的梦想也实现了，以色列人重新拥抱犹太传统，作家和诗人受到高度尊重。赫茨尔关于犹太国能发展和繁荣的愿景也得以实现，以色列在医疗技术、高等教育和科学领域取得全球领先成就。以色列还向世界分享其进步和科技成果，如营救越南难民，积极参与人道主义救援。
以色列继承了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的民主原则，是二战后新成立国家中少数坚持民主制度的国家。在男女平等问题上，以色列是民主国家中唯一一个从建国伊始女性就可以服兵役的国家。
总之，以色列的故事是一个民族重生的故事，尽管面临重重挑战，它仍然坚定地存在着，并不断地在历史与未来、世俗与宗教、冲突与和平之间寻找自己的定位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