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五十年来的社会发展

马来西亚五十年来的社会发展

周福堂博士

星洲日报55年（1929-1984）

本文提供了关于马来西亚五十年社会发展的深入分析，将这一时期划分为殖民地时期的“上半期”（1930年代至1950年代）和马来西亚成立后的“下半期”（1960年代至1980年代）。文章详细考察了殖民政策的影响，其特点是“向外”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分而治之”的民族隔离政策，并对比了独立后“向内”为中心的国家发展计划。此外，作者探讨了人口结构变动、新经济政策在社会经济领域的实施及其成果，以及在教育、社会服务和国家文化塑造方面取得的进展和面临的挑战，特别强调了国民团结的重要性。

本文献对马来西亚自三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的五十年社会发展进行了深入剖析，将其划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时期：殖民地时期的“上半期”和独立后的“下半期”。上半期的发展是“向外”的，完全服务于英国殖民者的经济利益，其“分而治之”的政策导致各族群自我隔绝，社会发展基础薄弱。

独立后的下半期则开启了“向内”的发展模式，所有发展计划均以本国人民的利益为核心。在这一时期，马来西亚在政治、经济、社会服务和教育等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政府通过多个五年计划和“新经济政策”，致力于重组社会结构、消除贫困和提升国民生活水平，在减少贫困率、普及教育和完善基础设施方面成效卓著。

然而，文档的核心论点指出，尽管物质发展成就斐然，国家的核心挑战始终是实现真正的国民团结。作者对官方定义的“国家文化”概念提出批判，认为其将马来文化置于核心地位的做法未经民主协商，损害了多元文化的共存。更重要的是，作者深刻辨析了“国民团结”（人民之间的团结）与“国家团结”（人民与国家的统一）的差异，并尖锐地指出，只要政府继续将公民划分为“土著”与“非土著”并施以差别待遇，就无法实现真正的国家认同与团结。这种做法无异于殖民时期“分而治之”政策的延续。

最终，作者呼吁推行一项“新政治政策”以补充“新经济政策”，彻底消除基于种族源流的身份等级，并建立一个超越种族色彩、真正反映多元特性的国家文化。唯有在经济与政治两方面实现平衡发展，马来西亚才能构建一个全体人民共同分享繁荣与稳定的公平社会。

1. 发展历程的两个阶段：殖民地时期与独立后时期

马来西亚五十年的发展历程可明确划分为两个阶段，其发展目标与性质截然相反。

• 上半期（三十至五十年代）：殖民地时期的“向外”发展
• 核心特征：在西方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扩张下，马来亚、北婆罗州（沙巴）和砂拉越受英国控制。一切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均以服务殖民统治者的利益为目的。
• 经济模式：大量输入华、印劳工，开垦土地、开发矿藏、种植热带作物以供给英国，同时向国内转售英国制成品。
• 社会政策：“分而治之”政策导致各族群在政治、经济、教育等领域相互隔离，各自为政，自生自灭。殖民政府对人民的社会福利和生活水平持“不闻不问”的态度，缺乏长远的乡村发展规划。
• 发展后果：社会发展极为基础，整体结构轮廓浅淡，虚有其表。
• 下半期（六十至八十年代）：独立后的“向内”发展
• 核心特征：独立后，发展计划转向为本国人民的利益服务，发展速度、力度和意义远超上半期。
• 发展模式：发展不再是“真空”中产生，深受国内外时空因素影响，但总体方向是“向内”的，旨在实现国家内部的均衡发展与国民团结。
• 分析范畴：该时期的社会发展是综合性的，必须结合政治、经济、语言、教育、文化、宗教以及族群关系和建国意识进行全面考察。

2. 社会与政治结构

马来西亚的国家构建于一个复杂且多元的社会基础之上。

• 多元性特征：国家由多元种族（巫、华、印、卡达山、伊班等）、多元语文、多元文化和多元宗教源流的社群组成。
• 政治体系：
• 联邦制：由十三个州组成，设有联邦（中央）政府和州政府，分别以首相和州首席部长为首脑。
• 君主立宪制：设有“统治者理事会”，由九州的苏丹和四州的州元首组成。国家最高元首由九位苏丹每五年轮流选出，是国家和国民团结的象征，同时也是伊斯兰教的领袖。
• 国家认同的挑战：
• 作者对“马来社会”、“华裔社会”、“印裔社会”等提法提出批评，认为这些称谓会造成观念混淆，有损国民团结。
• 他主张，只应存在一个“大马社会”（即一个大马国民）的组织单位，各种族社群应被称为“族群”，而非独立的“社会”，以强化国民整体性。
• 区域合作：
• 马来西亚于1963年成立，最初包括新加坡，但后者于1965年退出。
• 在处理了与菲律宾（索取沙巴）和印度尼西亚（对抗政策）的冲突后，马来西亚积极推动区域合作，于1967年与泰国、印尼、菲律宾和新加坡共同组建了“东南亚国家协会”（亚细安），在区域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

3. 人口结构变迁

五十年来，马来西亚的人口结构经历了显著变化，这些变动与社会经济发展息息相关。

• 年龄结构：人口结构年轻化，1980年数据显示，14岁以下儿童占39.5%，15至64岁成年人占56.9%。
• 城市化进程：西马的城市人口比例从1957年的26.5%增至1980年的35%。各族群的城市化水平均有提高，其中马来族由11.2%增至21.3%，华族由44.7%增至54%，印族由30.7%增至41%。
• 识字率：文盲率显著下降，从1957年的49.2%降至1970年的39.2%。各族群均有改善。

4. “向内”的经济发展与新经济政策

独立后，马来西亚的经济发展以人口和社会需求为基础，与殖民时期的“向外”掠夺型经济形成鲜明对比。

• 发展计划：通过实施多个“马来亚/马来西亚五年发展计划”，系统性地推动全国（包括东马）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经济发展，显著提高了乡村居民的生活水平。
• 新经济政策 (New
  Economic Policy, NEP, 1971-1990)：
• 双重目标：1) 消除贫困；2) 重组社会，消除种族与经济功能的挂钩。
• 核心指标：计划到1990年，实现土著拥有至少30%的国家财富，非马来人拥有40%，外国投资者占30%。
• 经济成就 (1971-1980)：
• 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7.8%。
• 贫穷率由1970年的49.3%大幅降至1980年的29.2%。
• 失业率由1970年的7.4%降至1980年的5.3%。
• 国民年均收入达到1,142元，位居亚洲前列。
• 制造业和建筑业迅速发展，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
• 股权结构重组进展与挑战：
• 至1980年，土著股权从1971年的4.3%增至12.4%，年增长率达31.4%。非马来人股权从34%增至40%。
• 尽管增速很快，但土著拥有的股权仍不足30%目标的一半。作者指出，若要实现目标，政府需加大力度，同时土著也需减少消费性支出（如朝圣、豪华汽车），转向积极投资。
• 未来的挑战包括国际经济不景气、通货膨胀和贸易保护主义。

5. 社会服务与基础设施建设

独立后，政府大力投入社会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以满足人民“衣食住行”的基本需求。

• 医疗卫生：
• 医院数量从1957年的69间增至1980年的97间。
• 婴儿死亡率大幅降低，人民平均寿命延长。
• 面临的挑战：医生与居民的比例有所恶化（从1:4263降至1:4321）。
• 水电供应：
• 电力消费需求强劲增长，近十年西马年增12.7%。
• 水电覆盖率大幅提升，但东西马之间存在差距。至1980年，西马乡村47.2%有自来水供应，而沙巴仅为18%。
• 住房：
• 政府推行“居者有其屋”概念，积极建设廉价房屋和组屋。
• 在新村和乡村地区推行房屋改良计划，提供水电和卫生设备。
• 面临的挑战：大城市住房短缺问题依然存在，导致非法住宅区兴起，尤其是在联邦直辖区，近四分之一居民居住在非法住宅区。
• 交通与通讯：
• 陆路交通：车辆数量从1957年的约12.7万辆激增至1980年的242万辆。公路总里程大幅扩展，新建了“东西大道”等重要干线。
• 公共交通与航空：铁路乘客和航空旅客数量均显著增长。
• 通讯与邮政：电话订户、流动邮政局和邮政代理处数量大幅增加，服务覆盖面，特别是乡村地区，得到极大改善。

6. 语言、教育与国家意识塑造

教育被视为培养国民身份认同和实现国家团结的关键工具。

• 教育改革方向：
• 从殖民时期各族群学校课程“向外”（分别以英、中、印为中心）的模式，转变为统一的、课程“向内”（以马来西亚为中心）的国民教育制度。
• 核心政策：推行共同的教学纲要和考试制度，以马来西亚语作为主要教学媒介语。
• 课程内容：注重培养国家意识的课题，如道德教育、伊斯兰教科目以及以马来西亚和东南亚为中心的史地科目。
• 发展成就：
• 学生人数：各级教育的学生人数持续增长。1970至1980年间，中小学生总数从224万增至328万。
• 高等教育：发展尤为迅速。大学从六十年代的1所（马来亚大学）增至1980年代的5所（增加了理科大学、国民大学、农业大学、工艺大学）。大专院校学生人数在十年内增长超过三倍。
• 海外留学：海外留学生人数大幅增加，至1980年已达29,731名。
• 关键举措：
• 设立“课程发展中心”和“马来西亚考试理事会”，实现教育课程与考试的本土化。
• 保留华文和印文媒介的政府资助小学，但推行共同课程纲要，着重“读、写、算”三大基础能力。

7. 国家文化塑造的争议与挑战

在社会建设方面，政府通过各项计划培养公民的自立意识和纪律，但“国家文化”的塑造引发了巨大争议。

• 社会建设计划：
• 政府机构通过成人教育班、青年训练课程、家庭建设班等活动，提升乡村居民的技能和生活质量。
• 通过体育发展和“人民自愿团”、“睦邻原则”等计划，促进国民健康、纪律和社会安宁。
• “国家文化”的定义争议：
• 官方三原则：1971年“国家文化大会”提出三项结论：1) 本地原居民文化（即马来文化）是国家文化的核心；2) 其他适宜的外来文化元素可被接纳；3) 伊斯兰教是塑造国家文化的主要部分。
• 华社的立场与反对：作者指出，这三项结论是在主观和专制的形式下提出的，未经各阶层人民的民主讨论。因此，占人口近40%的华裔社团和文化机构一贯表示不赞同。
• 寻求共识：华社团体已向政府提呈备忘录，希望国家文化能够“异中求同”，真正反映马来西亚的多元文化特征，或成为一种“超脱种族文化的文化”。
• 首相观点：引述时任首相马哈迪医生的言论：“除非人民自愿行之，要不然，政府对大马文化作任何定义都是毫無益处。”

8. 总结：国民团结面临的机遇与困境

作者在文末从正反两方面对马来西亚的未来进行了展望，并提出了深刻的政策反思。

• 正面展望（机遇）：
• 肯定已取得的卓越发展成就，但警示不能自满。
• 呼吁各族群将多元文化背景视为力量源泉，在经验、历史和观念上“异中求同”，互相忍让、尊重，以实现“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理想。
• 唯有在此基础上，才能保持政治稳定，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发展。
• 侧面挑战（困境）：
• 种族冲突：敏感问题极易被煽动，引发动乱。
• 极端主义：极端分子和宗教狂热分子将持续破坏族群与宗教和谐。
• 社会问题：贩毒和吸毒问题已达到严峻地步，被视为保安问题。
• 社会不公：经济、政治和社会的不平衡将继续引发不满情绪。
• 核心论点：国民团结 vs. 国家团结
• 作者认为，仅靠“国家原则”等外在形式不足以实现深层次的团结。
• 他区分了“国民团结”（人民之间的和谐）与“国家团结”（人民对国家的认同）。
• 他尖锐地指出，如果国家通过政策将合法公民划分为“土著”和“非土著”，并施以不同等级的对待，那么人民（尤其非土著）便无法真正认同国家。这种做法与殖民者的“分而治之”无异，是实现“国家团结”的最大障碍。
• 政策建议：

1.   统一国民身份：政府必须将所有族群视为统一的“大马民族”（Malaysian nation），废除“土著”与“非土著”的区分。

2.   区分文化层次：国家文化应是“特殊”的、属于“官方”和“官用”的（如国旗、国歌、国家机构等），而非“普遍”的、属于“种族”或“民用”的。民间文化传统应与国家文化明确区分，而非混为一谈。

3.   推行“新政治政策”：在推行“新经济政策”的同时，必须拟定一项“新政治政策”，彻底消除政治排挤和以种族划分国民等级的不良现象。

最终愿景：只有经济和政治获得平衡发展，消除身份等级，国家才能真正实现“国民”与“国家”的团结，维护民主，创造一个全体人民不分彼此、共同分享国家财富与繁荣的公平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