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国家的性质及其对发展计划的影响

马来西亚国家的性质及其对发展计划的影响

杜乾焕、DR.K.S.
JOMO

星洲日报55年（1929-1984）

探讨了马来西亚国家性质及其对发展计划的影响，认为该国的发展策略并非阶级中立的折衷方案，而是反映并促进了资本主义利益，特别是不同资本家派系间的竞争和演变。文章通过分析三个历史阶段（殖民地时期、联盟政府时期和新经济政策时期），详细考察了发展计划机器的组织结构变化以及公共发展开支的领域分配，以此揭示国家性质的演变如何影响了发展政策。特别关注的是，在殖民时期计划侧重于英资利益，而在后期随着马来中产阶级的崛起，国家角色变得更具干预性和偏袒性，以促进马来资本的积累。此外，文章还批判了发展策略中采纳的“融合—扩散—平衡”方针，指出其增强了马来西亚经济的“开放”和“依赖”性质。

综合分析了马来西亚发展计划的内在性质及其演变，核心论点是：这些计划并非中立的政策文件，而是反映和促进特定阶级利益的工具。分析表明，马来西亚的国家性质及其发展策略在过去三十年中经历了三个截然不同的阶段，其演变根植于不同资本家派系（外国、买办、国家及民族资本家）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

关键洞见如下：

• 阶级偏向性：马来西亚的发展计划始终以促进资本主义发展为核心，其政策本质上反映了资本家阶级的利益，而非超越阶级的中立妥协。
• 三个发展阶段：
1. 1950年代（殖民时期）：发展计划完全服务于英国的殖民利益，重点是维持货币稳定和为英国的园坵及矿场等出口导向型经济提供基础设施支持。
2. 1960年代（联盟时期）：独立的马来西亚国家在英国资本、本地华族资本和新兴马来中产阶级之间扮演协调角色，实行“自由放任”政策。这一时期的发展策略是阶级妥协的产物，导致了收入不均的加剧。
3. 1970年代至今（新经济政策时期）：1969年种族骚乱后，国家角色发生根本性转变，开始大规模干预经济，旨在通过新经济政策（NEP）积极促进马来资本的积累，并建立一个马来工商社会。
• 理论基础与局限性：马来西亚的发展计划隐含地遵循一种“结合—扩散—均衡”模型，即通过将现代技术、资本和价值观从“现代”部门扩散至“传统”部门，并加强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联系来实现发展。这种模式强化了马来西亚经济的“开放”和“依附”性质。由于生产资料私有，国家的规划仅限于“指示性规划”，无法对私营部门进行精确控制，易受外部经济波动影响。
• 规划机制的演变：规划的控制权从殖民时期的英国财政部官僚，逐步转移到独立后的本地政治家和日益庞大、专门化的官僚机构手中，反映了国家角色的不断扩大和干预深度的增加。同时，外国顾问（如世界银行、哈佛大学发展咨询服务所）在规划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1. 发展计划的核心理论：阶级视角与“结合–扩散”模型

阶级分析视角

与认为马来西亚发展计划是不同社会阶级与种族集团需求之间折衷妥协的“阶级中立”观点不同，本分析认为，必须从阶级的角度审视马来西亚国家及其发展方向。该国的核心任务是促进资本主义发展，这意味着其政策反映并服务于资本家阶级的利益。

然而，资本家阶级并非铁板一块，而是由多个存在利益分歧的派系构成：

• 外国资本家
• 买办资本家
• 国家资本家
• 民族资本家

这些派系日益沿着种族界限分化，其相对政治势力的消长直接影响了国家在不同时期所采纳的发展政策和战略。发展计划的内在阶级偏向性是理解其本质的关键。

“结合—扩散—均衡”发展模型

马来西亚的发展计划虽然未明确阐述其理论基础，但其内在逻辑遵循一种可称为“结合—扩散—均衡”的方针。该模型将马来西亚经济视为二元结构：

• “传统”领域：以落后生产技术和低生产率为特征，主要包括乡村区域。
• “现代”领域：以先进技术和高生产率为特征，主要包括城市和出口导向型产业。

基于此，发展策略主要通过两条路径实现：

1. 内部结合：通过将现代技术、资本、价值观和组织结构从“现代”领域转移或“扩散”到“传统”领域，以提高后者的生产率。
2. 外部结合：通过外贸、私人投资、援助和规划指导等途径，加强马来西亚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联系，以获取发展所需的资本、技术和专才等关键资源。

这种模型本质上偏向于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拥有生产资料的阶层，并主张不平等是储蓄和投资增长的必要条件，从而强化了马来西亚经济对外部世界的依赖性。

指示性规划的局限性

由于马来西亚经济以私有制为基础，国家无法进行全面的指令性规划。其规划模式是一种“指示性规划”（原文为“不公平策劃”），其局限性体现在：

• 对私营部门控制力有限：国家可以为私营部门设定投资额、投资领域和技术选择等准则，并通过税收奖掖等经济手段进行引导，但无法确保私营企业的投资行为完全符合国家预期的数量和分配。
• 依赖经济预测：国家的规划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经济预测（原文称之为“结合”），即预测经济的自发发展趋势。这种预测虽能预警经济衰退等事件，却无法从根本上阻止其发生，尤其是在外部依赖性问题未解决的情况下。
• 屈从于经济规律：国家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承诺，意味着经济活动遵循其内在规律，而非服从于社会需要，这限制了规划的范围和效力。

2. 发展规划的三个历史阶段

过去三十年的发展规划可划分为三个截然不同的时期，每个时期的国家性质和发展策略都与当时统治阶级的利益结构密切相关。

第一阶段（1950年代）：殖民地利益主导期

在这一时期，发展规划由殖民地国家主导，其首要目标是服务于英国的经济利益，特别是英国在马来亚的园坵和矿场资本。

• 核心政策：维持货币稳定，严格遵循平衡或盈余的财政预算案。为加强英镑地位，马来亚通过维持财政盈余来增加其在伦敦的英镑结余，并限制从非英镑区的进口。
• 资源分配：公共发展开支极度偏向经济领域，特别是为原产品出口经济服务的基础设施（如交通、电力、通讯），占总开支的90%以上。社会服务（如教育、卫生）被视为“奢侈品”，拨款受到严格限制。
• 计划执行：由于大量资源被用于应对“紧急状态”（镇压共产党暴乱），加之人员和物资短缺，发展计划的目标制定缺乏雄心，且完成率普遍不高。农业开支主要用于建立新村，其目的也是为了切断乡村居民对共产党的支持。

第二阶段（1960年代）：联盟时期的阶级妥协

1957年独立后，联盟政府的统治基础是一种“阶级妥协”，即在捍卫英国资本利益的同时，允许本地占主导地位的华族资本家巩固其地位。

• 核心政策：“自由放任”的发展政策。政府的核心贡献被定义为“维持完全不受限制、控制及不稳定性影响的良好且稳定的货币与金融气氛”。
• 资源分配：
• 国家继续为私人资本提供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
• 为巩固巫统的乡村选民支持，增加了对乡村发展的关注，如推行联邦土地发展局（FELDA）计划。然而，由于不愿触动既得利益集团，乡村发展的深度受到限制。
• 为减少对橡胶和锡的过度依赖，国家鼓励农业多元化（如油棕）和工业化。但工业化策略（先进口替代，后出口导向）主要由外资主导，与本地经济联系薄弱。
• 计划执行与后果：这一时期的规划技巧更为精细，开始使用哈罗德–多马尔增长模型。然而，过度注重增长的策略并未惠及底层民众。1957年至1970年间，收入分配不均现象急剧恶化，最贫穷的40%家庭收入份额从15.9%下降至11.6%。日益壮大但感到利益受损的马来中产阶级成为推动国家政策转向的重要力量。

第三阶段（1970年代及以后）：新经济政策与国家干预

1969年5月的种族暴乱是马来西亚发展策略的转折点。为应对日益加剧的社会矛盾，政府颁布了新经济政策（NEP），国家角色从“自由放任”转向“积极干预”。

• 核心政策：新经济政策（NEP），包含两大目标：
1. 消除贫困：不分种族地提高全民收入和就业机会。
2. 重组社会：纠正经济不平衡，消除种族与经济功能分工，目标是到1990年土著在公司领域的股权拥有和就业比例达到至少30%。
• 国家干预的具体体现：

• 直接参与经济：政府通过创办独资或合资的公共企业，广泛参与生产性活动。1957年仅有10家公共企业，到1974年底增至67家。
• 公共开支剧增：公共发展开支从第二大马计划的约百亿，激增至第四大马计划的近四百亿令吉。
• 资源向“重组”倾斜：在工商领域的拨款中，80-86%被用于“重组”目标，旨在为马来资本创造经济基础。
• 国防开支大增：受区域局势影响（如越南战争结束），国防开支在公共发展总开支中的占比从第二大马计划的10%飙升至第四大马计划的23.8%。
• 成果：在国家强力干预下，1971至1980年间，土著信托机构在公司领域的股权年均增长率高达39.0%，远超其他群体，显示了国家干预在促进马来资本积累方面的显著效果。

3. 规划机制的演变与外国影响

规划控制权的转移

随着国家性质的演变，发展规划的决策和执行机制也发生了深刻变化：

• 第一阶段：规划权几乎完全由财政部的高级英国官僚掌握，强调财政纪律。
• 第二阶段：独立的联盟政府部长们开始通过内阁经济委员会更多地参与决策，同时财政部以外的其他官僚机构也开始介入，规划机构趋向专门化。
• 第三阶段：政治和官僚对规划过程的控制达到顶峰。首相署下成立了国家经济理事会和国家发展策划委员会等高级别机构，全面负责发展政策的制定、执行与评估。规划体系变得极为复杂，涉及联邦、州、区域乃至私营部门的众多专门机构。

外国顾问的深刻影响

外国顾问在马来西亚发展规划的各个阶段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其影响不容忽视。

• 早期影响：第一个五年发展计划的基础即源于国际重建与发展银行（IBRD，世界银行前身）代表团的报告。
• 显著参与：自1960年代中期起，在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哈佛大学发展咨询服务所（DAS）的顾问深度介入经济策划单位（EPU）的工作。
• 影响程度：据发展咨询服务所驻马前计划主任透露，《第一大马计划》约有一半内容是由该所的专家们草拟的。
• 持续合作：这些外国专家不仅为后续的计划撰写了大量背景报告，而且持续参与经济策划单位及其他机构的规划过程。他们的参与被认为倾向于以新的方式将马来西亚经济更深地融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

4. 关键数据洞察

以下数据表格直观地展示了马来西亚发展规划在不同阶段的资源分配重点和发展后果。

表1：公共发展开支领域拨款百分比（实际支出）

注：数据源自原文表（二）。部分子项不等于总和，因原文表格包含“其他”类别。保安开支在早期计划中未单独列出。

表2：1957-1970年马来半岛家庭收入分配恶化情况

注：数据源自原文表（三）及相关段落。原文表格数据（49.3% vs 55.0%）与文本描述（48.6% vs 55.9%）略有出入，此处同时呈现以确保信息完整性。最贫穷10%家庭的平均月收入从48令吉降至33令吉，绝对收入下降31%。

结论

综上所述，马来西亚的发展规划深刻地反映了其国家性质的演变。从服务于殖民利益，到作为不同资本派系妥协的产物，再到成为积极塑造马来资本家阶级的干预工具，其核心始终是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承担。尽管规划的范围、复杂性和控制力在不断增强，但其“指示性”本质和对外部经济的依赖性使其面临根本性制约。每一个发展阶段的政策选择，都不是孤立的技术决策，而是国家内部统治阶级力量结构变化在经济领域的直接投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