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正义谬误
托马斯·索维尔的著作《社会正义谬误》，该书批判了“社会正义”的流行观念。译者序和书摘重点阐述了索维尔对社会不平等并非仅源于人类恶意行为的观点，并深入探讨了“机会平等谬误”和“种族谬误”。这些章节通过具体例子，如职业冰球运动员的地理分布、不同族裔收入差异与家庭结构的关系，以及美国南方白人社区的贫困问题，挑战了传统上将不平等简单归因于歧视或基因的看法。文章还探讨了地理、历史、文化乃至偶然因素在塑造群体发展和个体能力方面的复杂作用，强调了知识谬误以及“诚实”等人力资本差异对社会经济状况的影响。译者在表达对索维尔复杂立场的理解时，也坦承了个人的一些质疑，尤其是在种族歧视问题上，但仍肯定了索维尔作为学者的价值。
托马斯·索维尔的《社会正义谬误》是一部引人深思的作品，对“社会正义”这一普遍流行的理念进行了深入的批判性审视。本书共计8.6万字，于2023年问世，旋即引起强烈反响。作者托马斯·索维尔（Thomas Sowell）是美国最具公众知名度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出身贫寒，在种族隔离的美国南方长大，后通过努力先后获得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学位，并师从米尔顿·弗里德曼、乔治·施蒂格勒、加里·贝克尔和哈耶克等大师。索维尔的学术立场在研究生期间发生重大转变，成为古典自由主义的终身拥趸。本书是他的第48部著作，延续了他一贯的风格，以事实为依据，挑战人们对社会正义的普遍认知。
在译者序中，译者李钧鹏指出，“社会正义”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大众媒体上都是一个常见名词，它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高尚情操的追求以及对社会不公的愤怒。然而，该词本身却缺乏公认的定义，任何人似乎都可以用它来占据道德制高点。本书的核心论点在于，人们普遍确信不疑的社会正义理念，甚至有关社会正义的事实，往往是站不住脚的，而这些“社会正义谬误”甚至要为人类历史上的大量悲惨遭遇负责。索维尔认为，人类社会的不公和不幸虽然部分源于人为恶行（如制度性支配、剥削和歧视），但这并非唯一原因，而且刻意扭转社会不公平的举措往往适得其反，造成更大的灾难。本书并不分析人们为何持有不同“事实”，而是分析人们对社会正义的四种常见误解。
第一章：“机会平等”谬误
本章开篇就指出，在现实世界中，即使一切影响结果的因素对每个人都平等，也很少会出现平等的结果。索维尔援引法国政治哲学家让–雅克·卢梭的观点，即在其他条件平等的前提下，所有人类群体在一切事业上皆有同等成功的概率，但卢梭的限定条件——影响平等的“其他条件”太多——却常被忽略。索维尔冷静地指出，即使机会平等，人们的追求和发展技能的意愿也往往不尽一致。
本章通过大量实例来论证这一观点：
- 冰球运动员的例子：美国人口是加拿大的8倍，职业冰球队也更多，但加拿大职业冰球运动员却主导了美国职业冰球联盟，原因在于加拿大更寒冷的气候更适合冰球技能的发展。
- 支配与歧视的区分：索维尔强调，歧视涉及支配，但支配未必构成歧视。历史上，居于从属地位的少数族裔屡屡在经济上不成比例地占据上风，例如奥斯曼帝国中非土耳其人在银行业和工业中的主导地位，以及马来西亚的华人、巴西的德意志人等少数族裔在特定国家（地区）拥有或经营半数以上产业的情况。
- 技能差异：不同群体在技能上的差异，如比利时人制作巧克力的专长或德国人酿造啤酒的心得，往往是长时期历史演进和文化差异的后果，而非制度性歧视。
- 美国亚裔群体的收入：今日美国亚裔群体收入高于拉丁裔、黑人甚至白人，这与亚裔群体更看重教育、更多学习工科等文化背景有关，而非享受特殊优待。这引发了深思：我们是希望飞行员代表人口统计学意义上的不同群体，还是希望他们经过专业筛选、能熟练应对复杂情况以提高航班安全抵达的概率？
索维尔进一步指出，相互的不平等是普遍现象，即不同群体在不同行业中的优势各异。例如，女性在工程学学位获得者中的比例不到30%，因此硅谷女性在工程领域“缺乏代表”不应理所当然地被视为性别歧视。同样，男性在教育学专业中的比例也较低。比较整体的男女收入差距也容易产生误导，因为它忽略了女性和男性在工作模式（如全职工作时间、兼职工作、照顾家庭）上的许多具体差异。一旦考虑到这些差异，收入差距会急剧缩小，甚至可能出现逆转。
在不平等的起源部分，本章探讨了影响能力发展的多种因素，包括个体和群体间的不平等。
- 个体间的不平等：不平等的环境始于“子宫”，孕妇的营养差异会影响孩子的智商。出生顺序也会产生影响，长子/长女通常拥有更高的平均智商和教育完成率，在各行各业的成功人士中占比更高，这可能与父母在孩子最初成长阶段的关注度有关。单亲抚养的孩子出现社会问题的概率更高，由单亲妈妈抚养长大的男孩在反常行为群体中占比极高，其相关性甚至超过种族和贫困。
- 群体间的不平等：年龄差异、地理、气候、疾病和动物等自然因素都导致了群体间能力的巨大差异。例如，欧洲曲折的海岸线提供了比非洲更优越的港口条件，促进了海上贸易和经济发展。水路运输成本远低于陆路，影响了城市发展和文化传播。温带地区肥沃的土壤和宜人的气候也促进了农业和城市化进程。西半球在欧洲人到来之前缺乏大型役畜和驮兽，限制了陆路运输和有轮载具的发展。
本章还引入了环境和人力资本的概念，将“诚实”等品质视为人力资本，其分布并非平等。通过“丢钱包”测试和外交官停车罚单的例子，展示了不同国家和群体在诚实水平上的巨大差异。诚实水平对经济发展有重要影响，例如俄国的腐败阻碍了经济进步，而英国的诚实法律则吸引了外国投资。此外，一些高互信的群体（如印度的马尔瓦利人、东南亚华人、纽约哈西德派犹太人）能通过口头协议在低信任环境中进行贸易，获得竞争优势。
最后，偶发因素如战争、饥荒和疫情也会彻底改变人群的发展路径。欧洲内部的技术和文化发展也存在显著差异，例如西欧语言书写规范形成的时间比东欧早数百年，导致了识字率和工业化水平的长期差距。中国曾遥遥领先欧洲上千年，但后来地位逆转，这都表明能力差异并非由基因决定，而是动态变化的。索维尔强调，我们应该致力于消除制度上的不平等，但同时也要看到，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异不可避免地与基因、地理、历史、文化甚至偶然因素有关。
第二章：“种族谬误”
本章的核心观点是，“种族之间的差异”并不必然是“种族差异”，无论是在基因意义上还是在种族歧视的意义上。索维尔批评了20世纪初盛行的“基因决定论”和20世纪末流行的“种族主义是主要原因”的观点。他认为，结果上的悬殊反映的往往是出于各种原因的行为上的悬殊，而不一定意味着基因决定论或社会性歧视。
在断言vs证据部分，索维尔提供了大量经验证据来反驳流行的叙事：
- 黑白收入差距：美国黑人家庭收入中位数低于白人，但自1947年以来，差距从未超过2:1。然而，亚裔群体的人均收入中位数高于白人，甚至比墨西哥裔美国人高出一倍以上。这挑战了“白人至上”主义的说法。有数百万黑人收入高于美国白人中位数，也有成千上万的黑人百万富翁家庭。
- 贫困率：虽然美国黑人家庭的总体贫困率高于白人，但已婚黑人伴侣家庭的年度贫困率自1994年以来从未高于10%，低于美国总体贫困率，也远低于户主为白人女性的单亲家庭的贫困率。这表明单亲家庭率而非种族本身，可能是导致贫困更重要的原因。
- 群体内部差异：种族内部的收入差距往往不小于群体之间的差距。例如，纽约市特许学校的黑人和拉丁裔学生在数学测试中远超同一栋楼里传统公立学校的同族裔学生。19世纪芝加哥不同黑人街区的少年犯罪率差异巨大。美国南方白人长期在专利、工作技能、识字率等方面落后于北方白人。今天，肯塔基州阿巴拉契亚地区一些白人占90%以上的县，其住户收入中位数甚至低于全国黑人住户中位数，且这一情况持续了半个多世纪。这些都表明，贫困并非单纯的种族问题，而是与地理、文化、行为模式等复杂因素有关。
- “奴隶制的遗毒”论：索维尔指出，将南方白人与北方白人差异归因于奴隶制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其祖先在英国时就存在类似差异。黑人非婚生育率的大规模上升，主要发生在奴隶制结束后一个多世纪，恰逢福利国家大规模扩张时期，白人女性的非婚生育率也在此期间急剧上升。这表明福利国家的扩张而非奴隶制是更直接的解释。
在基因决定论部分，索维尔回顾了20世纪初进步主义时期智识分子普遍接受的基因决定论，该理论认为不够成功的种族在基因上是低贱的。
-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陆军心智测试曾被用来“证明”黑人士兵得分低于白人。但分析显示，来自北方州的黑人士兵得分高于南方州的白人士兵，这反映的是教育质量差异而非基因。
- 白人社群的低智商测试得分：生活在美国山区和山麓丘陵地区的白人社群、苏格兰西部赫布里底群岛的白人，以及运河船上的英国白人，其智商测试得分与美国黑人近似或更低。这与他们的孤立生活环境有关，而非种族因素。
- 弗林效应：詹姆斯·弗林教授的研究表明，在10多个国家，智商测试平均分数在一到两代人的时间里大幅上升，彻底摧毁了基因决定论的核心逻辑。黑人的智商测试表现也显著上升，甚至进步速度更快。
在后来的进步主义部分，索维尔指出，20世纪末的进步主义者将经济社会结果的群体差异归因于“种族歧视”。他们选择性地使用证据，例如，当SAT和ACT成绩与“社会正义议程”相悖时，就被视为有偏见而拒绝考虑。同时，亚裔美国人在就业、房贷申请等方面的优异表现常被忽视，因为这与预设的“种族歧视”结论相悖。政府在应对银行房贷“歧视”时，强制降低贷款门槛，最终导致房地产市场崩溃，低收入黑人也深受其害。公立学校学生纪律中的种族差异也被简单归因于种族歧视，但白人教师对白人学生的处罚频率是亚裔学生的两倍，这再次挑战了简单归因。索维尔强调，马丁·路德·金“不以肤色评判，而以内在品格评判”的梦想，被后来的“社会正义议程”从“个体平等机会”扭曲为“群体平等结果”，甚至包括对过去的补偿。
第三章：“棋子谬误”
本章指出，社会正义倡导者在提出政策建议时，往往忽略了政策实施的可行性和人们对政策的反应，将社会成员视为可以随意摆布的“棋子”。索维尔批判了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中提出的应然性再分配建议，认为其忽略了政策实施的具体方案和强制性政策安排的危险后果。亚当·斯密在18世纪就曾批评这种将社会成员视为“棋盘上的不同棋子”的“体制人”。
在财富的再分配部分，索维尔指出，“富人”并非任人摆布的棋子。当政府预警将大规模充公财富时，他们会做出反应，例如将财富投资于免税证券或转移到征税管辖范围之外。
- 历史事例：英国向美洲殖民地征收新税导致殖民地独立，反而失去税收。美国马里兰州对高收入人群增税，导致富人外迁，税收不增反减。冰岛在降低企业税率后，税收反而增加了两倍。美国20世纪20年代，最高所得税率从73%降至25%后，政府征得的所得税总额增加，高收入人群所纳税额在总税收中占比也升高，因为富人将投资转向了收益更高的应税证券。
- 通货膨胀“税”：当税收不足以支付福利开支时，政府会通过发行公债或央行购买公债来弥补赤字，导致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就像一种累退税，使货币贬值，对最贫困人群的资产侵蚀比例更高，因为他们缺乏能升值的有形资产。政客利用这种机制提供“免费”福利，吸引选民，而实际买单的却是民众自己。
在棋子与价格管控部分，本章讨论了价格管控政策对人类行为的影响。政府人为规定价格，往往导致意想不到的后果。例如，尼克松总统实施价格管控导致广泛短缺。津巴布韦政府为遏制恶性通货膨胀而大幅降低商品价格，也导致了面包、糖、玉米粉等基本商品的消失。
最低工资法是价格管控的一种特殊形式，它迫使物价上涨，导致劳动力供给过剩，即失业。索维尔特别指出，最低工资法对年轻新手，尤其是青少年工人的影响更大。
- 历史数据：1948年，美国青少年黑人和白人男性的失业率没有显著差异，因为当时的通货膨胀使最低工资法实际上失效。然而，自1950年最低工资水平不断提高后，美国青少年黑人男性的年度失业率从未低于20%，有时甚至超过40%，且通常远高于青少年白人男性。米尔顿·弗里德曼曾谴责最低工资法是“最反黑人的法律”之一。
- 歧视成本：最低工资法会降低歧视者的歧视成本。在劳动力供给过剩的情况下，雇主可以更容易地拒绝合格的少数族裔求职者而无须付出经济代价。索维尔指出，历史上非营利组织、受管制的公共事业和政府机构的雇主歧视最为严重，因为他们无须为歧视付出代价。
在棋子与收入数据部分，索维尔批评了基于收入分配趋势的统计数据，认为它们严重扭曲了现实，因为它们假设人是固定在同一收入层次的“棋子”。
- 收入流动性：美国财政部的数据显示，10年之内，收入位于倒数20%的纳税人中超过50%跻身更高收入层次。其他研究也表明，半数以上美国成年人曾在生命某个时刻跻身前10%的收入层次。研究追踪个体发现，低收入者收入增长率高于高收入者，高收入者甚至可能收入减少。
- 统计学误导：将“富人”和“穷人”简单地定义为收入最高和最低的20%是误导性的，因为这些群体中的人数并不相同。例如，最低收入层次的人数不到最高收入层次的一半。
- “停滞的”收入增长：关于美国整体收入增长“停滞”的说法，往往基于家庭收入数据，而忽略了户均人数的减少。实际上，美国人均实际收入在同一时期大幅增长。
- 人员变动：即使在最高收入层次，人员变动率也非常高。美国国税局数据显示，在1992年至2014年间，共有4584人一度跻身收入“400强”，但其中71%仅停留一年就被刷下。
这些都表明，简单地将统计数据中的收入差距归因于固定社会阶层间的剥削，是忽视了收入流动性、人口结构变化和个体生命周期等复杂因素的谬误。
第四章：“知识谬误”
本章探讨了“谁来做决策”这一核心问题，以及社会正义倡导者和他们的批评者在“什么构成了知识”以及“谁掌握了最相关知识”方面的根本分歧。
在相互冲突的知识观部分，索维尔指出，知识并不服从简单的等级制。例如，木匠建造篱笆的知识和物理学家了解E=MC2的知识同等重要，其重要性取决于具体情境和决策类型。他以泰坦尼克号的例子说明，关于冰山位置的普通知识可能比高级船员掌握的复杂航行知识更关键。
- 普通但重要的知识：移民决策就是一个典型例子。移民往往前往祖国熟人定居的特定地点，依靠这些“个人关系”获取工作、物价等普通但重要的信息，而非随机行动。这种链式迁移体现了实践性知识的价值，而中央经济规划者或政策专家等“代决策者”往往缺乏这种具体的、分散的知识。
- 哈耶克的知识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认为，重要知识不仅包括明晰信息，还包括体现在日常行为反应中的隐默知识。这些知识广泛分布于全民之中，通过市场交易等相互适应的互动方式进行协调传播。这使得哈耶克反对各种导向集中控制的体制，包括社会正义愿景，认为其可行性有赖于相关重要知识的分布，而非单纯的目标可欲性。
在相反的观念部分，索维尔追溯了知识集中于智力卓越之人的观念的悠久历史。从18世纪的威廉·葛德文到19世纪的约翰·穆勒，再到20世纪的卢梭、马克思、费边社会主义者和进步主义者，许多智识精英都假设自己拥有优越知识，应作为“人民的向导和老师”，引领社会发展。他们甚至对大众抱有蔑视态度，认为需要强制大众以实现“更平等”的社会。索维尔指出，这种观念导致了早期进步主义者随意倡导监禁未曾犯罪之人、剥夺其正常生活的优生学政策，而这些政策基于毫无事实根据但广受智识界欢迎的信念。
在事实与误识部分，索维尔揭示了智识精英如何以“为了他人好”之名抢占他人决策权：
- 就业议题：沃尔特·韦尔等早期进步主义者倡导的法律，如禁止女性夜间纺织工作，美其名曰“增进自由”，实则剥夺了女性的选择权。最低工资法导致黑人青少年失业率飙升，阻碍他们通过工作脱贫，而智识精英却对此视而不见。
- 发薪日贷款：社会正义运动取缔低收入街区的“发薪日贷款”，理由是其年利率高得“剥削”。但这种小额短期贷款往往是低收入者应对突发金融困境的少数选择之一。取缔这些贷款，剥夺了穷人解决问题的选择权，而智识精英却自我感觉良好。
- 住房决策：“贫民窟拆迁”“城市更新”等政策强制低收入人群搬迁，但被驱逐的居民往往宁愿留在条件差的旧房以积攒急需的资金，例如犹太、意大利和爱尔兰移民。这些政策剥夺了他们对自身住房的决策权。
- 孩子们的教育：公立学校推行“性教育”直接抢占了父母对孩子教育的决策权。然而，性教育推行后，青少年性病感染率和怀孕率反而急剧上升，与最初的预期相反。对这些负面后果的批评常被指责为“宗教激进主义者”。伍德罗·威尔逊和约翰·杜威等进步主义者认为教育工作者的任务是塑造新一代，使他们与父辈不同，甚至背着父母行事。
- 司法能动主义：进步主义法学权威罗斯科·庞德主张法官“解读”宪法，放松对政府权力的限制，以推行“社会工程”，将人民视为社会大机器中的组件。这种司法能动主义导致美国最高法院在20世纪60年代初创制大量罪犯“权利”后，谋杀率迅速翻番，尤其对黑人社群造成沉重打击，但大法官们却将犯罪归咎于贫困等“根源”，拒绝承认判决的负面影响。
本章的含意是，智识精英大规模抢占他人决策权的行为缺乏正当依据，因为他们的知识是有限的。自以为“智商高”但“信息少”是危险的组合，尤其在代决策者无须为错误付出代价时。人类社会需要保持开放的批评和纠正能力，以避免灾难。
第五章：“言、行与危险”
本章总结了索维尔对“社会正义”理念的批判，强调了理解人类能力及其界限，以及试图超越这些界限的危险。
在言与行部分，索维尔指出，虽然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哈耶克等自由市场经济学者也承认世界存在不平等，但他们认为社会是一个“有序的结构”（cosmos），而非能控制一切的“决策单位”或“行动机构”（政府）。人类无法理解并控制所有影响个体命运的条件，包括大量的“运气”因素。因此，社会或政府不应对每个人生活中的一切是非负有道德责任，也无法实现“内部秩序正义”。
- 人类能力的局限：个性化量刑的理想，虽然可欲，但人类缺乏获取和应用关于陌生人生活的全面、详尽知识的能力。哈耶克认为，一个大社会运作所需的全部重要知识分散在全体人口中，而非集中于任何个体、阶层或机构，因此反对集中控制和全面的代理决策。
- 过度扩张权力的危险：20世纪的极权主义独裁统治，往往以崇高道德原则和实现平等为目标，却造成了数百万人的死亡。弗里德曼和哈耶克都认为，将“结果平等”置于“自由”之上，最终会失去平等和自由。社会正义倡导者对现有民主制度的抨击，可能会削弱这些制度，为独裁者创造机会。
在愿景与词语部分，索维尔讨论了“优点”（merit）等词语在社会正义讨论中被污染的问题。对一些人来说，“优点”是关于能力的事实问题，但在社会正义倡导者看来，它还涉及能力是否通过“不正当优势”获得的道德问题。然而，一个人在某项事业上的优势并非必然是其他人的劣势。成功的创新者（如计算机发明者）在创造财富的同时，也为数十亿消费者带来了福祉，并非零和游戏。军事领域在选择将领时也必须以军事技能而非人口代表性为依据。
索维尔强调，收入或财富的总量并非固定。亿万富豪创造财富并不一定使其他人更穷。拥有更多亿万富豪的国家（如美国）往往其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也高于那些亿万富豪稀少的地区（如非洲和中东）。历史事例表明，驱逐被指控“剥削”的少数民族（如欧洲的犹太人、东南亚的华人、乌干达的印度人）往往导致当地经济崩溃，最终又不得不邀请他们返回。
本章还批判了灌输式教育，认为它使学生缺乏彻底审视和系统分析对立观点的技能和知识。在社会正义的叙事中，“种族主义”是一个强大的词语，但过度强调其当前影响，可能使人们忽视其他危险，并被政客和活动家利用。索维尔指出，即使实现了“零种族主义”，也无法避免贫困（如美国“乡巴佬”的历史），而许多黑人的成功是在种族主义更严重时期实现的。
最后，索维尔深入分析了反歧视行动的负面后果：
- 黑人脱贫的历史：黑人贫困率在20世纪60年代民权法和福利政策实施前的几十年中（1940-1960年）大幅下降，其下降速度甚至快于之后。
- 反歧视行动的定义转变：从最初的“平等的个体机会”转变为“平等的群体结果”后，黑人贫困率的下降速度反而减缓。
- 对受益者的伤害：群体优先政策很少惠及最贫困者，反而不成比例地流向群体中相对富裕的成员。
- 大学录取中的“错配”：为了提高少数族裔的“代表性”，大学降低录取标准，将学生“错配”到学术难度过高的学校，导致辍学率高、难以在STEM等挑战性领域成功。加州大学系统停止反歧视行动后，虽然顶尖分校的少数族裔学生人数减少，但整个系统的少数族裔毕业生总数和STEM领域毕业生数反而增加，因为学生被匹配到了更适合他们学术背景的学校。医学院和法学院的类似研究也证实，学生在与自身教育背景相匹配的环境中学习效果更好。
- 数据压制：许多学术机构拒绝公布能检验反歧视行动实际后果的数据，并谴责揭示负面事实的人为“种族主义者”。
- 机构自利：大学维持反歧视行动，部分原因是为了规避联邦资金受损的风险，以及利用少数族裔运动员为学校创造收益。
索维尔强调，社会正义愿景的根本错误在于，无人拥有实现其理想所需的全部重要知识和压倒性权力。我们必须坚决抵制将过多权力赋予任何人，即使是为了崇高理想。历史告诫我们，不顾危险追求崇高理想往往导致灾难。他呼吁我们从空谈转向现实，关注事实而非流行语。研究历史能帮助我们变得谦逊，认识到许多看似新颖的假设在过去已被证明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