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烟股份有限公司：1870-1930中美烟草贸易研究
本书深入探讨了1870年至1930年间中美烟草贸易的历史，重点关注英美烟草公司在中国的扩张。它挑战了传统上将詹姆斯·B. 杜克视为烟草行业唯一创新者的观点，转而强调了路易斯·金特和中国企业家郑伯昭的关键作用。文章还详细阐述了亮叶烟草关系网如何作为一种将种族隔离和帝国主义融入资本主义扩张的机制，将美国南方的白人男性与中国的烟草产业联系起来。此外，该分析考察了香烟如何作为一种跨文化商品在东西方之间流动，以及“现代性”神话如何掩盖了烟草行业复杂的创新和扩张过程。最终，这份资料邀请读者重新思考谁才是公司发展中真正重要的人，超越了狭隘的股东至上观念。
在深入各章节之前，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楠·恩斯塔德（Nan Enstad）在前言部分提出的核心问题：“谁才是对公司重要的人？前言与序言评述：打破资本神话，重构企业历史
本书开篇即以前言和序言的形式，清晰地阐述了其核心研究目标和方法论，为全书颠覆性的叙事奠定了坚实基础。作者楠·恩斯塔德（Nan Enstad）对传统商业史的局限性提出了尖锐批评。传统史学往往将公司的历史简化为企业家和董事会的历史，而将员工、消费者乃至环境视为财务报表中的“成本”。这种“股东至上”的视角不仅在现实中削弱了工会和监管机构的力量，也使得劳工、女性、有色人种等群体的贡献在历史记述中被边缘化。
为挑战这一观念，作者提出了一个植根于历史学家艾布拉姆·查耶斯（Abram Chayes）思想的全新分析框架。她不再局限于公司的法律和财务边界，而是将公司视为一个由形形色色的“成员”构成的、具有“足够亲密”关系的社会组织。在这个框架下，无论是美国的白人经理、中国的经销商、工厂工人、烟农，还是爵士音乐家和性工作者，他们的日常行为和努力共同铸就了跨国公司的辉煌。
序言部分则聚焦于一个关键的、却长期被忽视的历史行动者——“亮叶烟草关系网”。这个关系网由美国南部特定地区的白人男性构成，他们凭借对亮叶烟草种植、烘烤和贸易的知识与人脉，不仅在美国本土崛起，更成为英美烟草公司向中国扩张的骨干力量。作者指出，这个关系网的形成与美国内战后的种族斗争密不可分。白人通过暴力和意识形态宣传，系统性地将技术娴熟的非洲裔美国人排除在烟草业的白领岗位之外，从而将种族等级制度注入了资本主义的扩张结构中。这个关系网不仅是人力、知识和种子的流通渠道，更成为企业帝国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将美国南方的种族隔离实践带到了全球舞台。
通过这两部分，作者成功地打破了两个长期流传的资本主义神话：
- 企业家创新神话：作者指出，将美国烟草公司的成功完全归功于詹姆斯·B·杜克（James B. Duke）对卷烟机的创新是一个没有史实依据的英雄故事，它掩盖了路易斯·金特（Lewis Ginter）和郑伯昭等其他关键创新者的贡献，以及更为复杂的全球竞争和权力运作。
- 现代性母题神话：作者批判了那种认为现代商业和商品单向地从西方传播到东方的叙事。事实上，香烟的全球流动是双向的：当亮叶烟草从西向东传播时，土耳其烟草正从东向西主导着美国市场。中国消费者也并非被动接受者，他们曾发起过声势浩大的抵制运动。
总而言之，前言和序言为读者提供了一幅全新的历史图景，预示着本书将讲述一个关于普通人如何在全球资本主义扩张中创造、协商并挑战公司权力的故事。
第一章评述：帝国时代的亮叶香烟——重塑东西方概念的全球商品
本章通过追溯亮叶烟草香烟的早期全球化历程，深刻地揭示了香烟并非简单的现代商品，而是构建和重塑东西方概念的核心媒介。作者首先颠覆了以杜克为中心的传统叙事，将美国香烟业的开创者重新定位为路易斯·金特。金特凭借其作为进口商的跨国经历和对市场的敏锐洞察，率先将美国南方的亮叶烟草与香烟形式相结合，并成功将其打入伦敦的绅士俱乐部，使其成为一种新奇的“异国商品”。这一成功并非源于技术颠覆，而是文化营销的胜利——金特巧妙地利用了俱乐部文化中对新奇、时尚和同性社交的追求。
然而，亮叶香烟的崛起并非一帆风顺。本章第二个重要贡献在于，揭示了埃及烟草业在全球市场上的强大影响力，从而打破了西方主导的单向传播神话。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埃及和土耳其烟草在美国和英国市场中占据着文化和品味的主导地位，被视为更正宗、更具异国情调的选择。这迫使金特和杜克等美国生产商不得不模仿埃及香烟的品牌和营销策略，甚至在美国本土销售带有东方名字的品牌，而在中国则销售带有西方名字的品牌（如“皇后牌”的中文名为“大英”）。这种“东货西传”与“西货东传”并存的双向流动，深刻地挑战了线性的全球化和现代性理论。
本章的第三个亮点在于，将香烟置于帝国主义、性别恐慌和反帝运动的复杂背景下进行考察。奥斯卡·王尔德的审判引发了对绅士俱乐部同性社交文化的污名化，使得与这种文化关联的香烟带上了“娘娘腔”的色彩，影响了其在美国的接受度。与此同时，在中国，香烟的命运同样与帝国政治紧密相连。上海的名妓作为最早接触西方商品的群体之一，通过在商务宴会等场合使用香烟，使其成为一种与现代、西方和时尚相关联的符号。然而，1905年的反美华工禁约运动则赋予了香烟全新的政治含义。在这场运动中，英美烟草公司的产品成为抵制的主要目标，其“美国货”的身份被抗议者反复强调。为了应对危机，经销商郑伯昭建议将“皇后牌”重新包装为“大英牌”，即英国货，这反而进一步强化了香烟作为“西洋货”的身份。
综上所述，第一章成功地将香烟从一个单纯的消费品，转变为一个在全球不同语境下被不断赋予新意义的文化符号。它既是帝国想象的载体，也是反帝斗争的工具，深刻地影响了东西方之间复杂的权力关系和文化认知。
第二章评述：公司的“赋魅”——法律、财产与帝国主义如何重塑权力
本章是全书的理论核心之一，它创造性地提出了“公司赋魅”这一概念，用以解释19世纪末美国公司权力戏剧性的扩张过程。作者挑战了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的“创造性毁灭”理论，指出詹姆斯·B·杜克的崛起并非源于对卷烟机的技术创新，而是他成功地将自己与一个法律和金融变革的时代洪流结合起来。
首先，本章重新审视了卷烟机在烟草业合并中的作用。作者通过详实的考证指出，邦萨克卷烟机并非杜克独有，所有主要制造商都可以使用。推动美国五大烟草制造商合并的关键因素，并非杜克在国内市场的压倒性优势，而是他们共同面临的全球性威胁：对邦萨克卷烟机海外独家专利的争夺。为了在国际市场上对抗英国威尔斯公司等竞争对手，并防止邦萨克公司将海外专利授予他人，美国制造商们选择联合起来，成立了美国烟草公司（ATC）。最初在弗吉尼亚州获批的许可由路易斯·金特主导，这进一步证明了杜克当时并非绝对的掌控者。
其次，本章的核心论点在于，杜克的真正转折点是美国烟草公司在新泽西州获得了一份极为宽松的公司许可。弗吉尼亚州的许可因反垄断担忧而被迅速撤销后，该公司转向了当时公司法改革最前沿的新泽西州。新泽西州的公司法，结合对《第十四修正案》的创造性运用，赋予了公司前所未有的权力和一种近乎“魔法般”的法人人格。公司成功地将自己从一个受州政府监管的公共实体，转变为一个受联邦法律保护的、享有个人权利的“私有”实体。这种转变是“赋魅”的，因为它将一个法律上的抽象概念（法人）变得如同一个有自主意志、能自我指导的“人”一样充满活力，并使其摆脱了传统的监管束缚。
作者辛辣地指出，当公司作为“法人”的权利得到空前加强时，真正的自然人——尤其是非洲裔美国人、华人和女性——的人格权利却正在被系统性地削弱。在美国种族隔离制度和《排华法案》的背景下，公司利用《第十四修正案》为自己辩护，而该修正案本应保护的群体却在法律实践中被边缘化，这构成了美国历史上一个巨大的讽刺。
最后，本章还探讨了财产的“神秘化”。随着股票市场的兴起，像“品牌”和“商誉”这样的无形资产被纳入财产范畴，其价值基于对未来利润的预期，具有一种看似客观却又极不稳定的“神奇”属性。这为美国烟草公司的金融扩张提供了巨大动力。
总而言之，第二章通过深入剖析法律、金融和政治的相互作用，揭示了现代公司权力的真正来源。它并非来自某个天才企业家的个人魅力或技术创新，而是源于一场深刻的制度变革，这场变革“赋魅”了公司，使其成为一个强大的、享有特权的、并与帝国主义扩张紧密相连的新型权力主体。
第三章评述：亮叶烟草关系网——一个流动的企业帝国
本章深入探讨了本书的核心概念——“亮叶烟草关系网”，并将其呈现为一个兼具企业管理结构、帝国扩张机制和种族等级制度传播渠道的多功能复合体。作者通过亨利·格雷戈里（Henry Gregory）和哈蒂·格雷戈里（Hattie Gregory）夫妇的经历，生动地展示了这个关系网如何将美国南方的种族隔离实践移植到中国，并在跨文化的日常接触中进行调整和再创造。
首先，本章详细阐述了亮叶烟草关系网如何在中国建立一个全新的农业生产体系。亨利·格雷戈里抵达中国后的首要任务是在当地培育亮叶烟草，以降低对进口原材料的依赖。他采取了两种策略：一是“改良”中国本土烟草，二是引种美国种子并寻找合适的土壤。这一过程远非简单的技术转移。格雷戈里和他的团队必须与中国的商人、农民和地方官员进行复杂的谈判与合作，完全依赖中国雇员的翻译和文化知识。最终建立的体系并非美国南方分成制（sharecropping）的简单复制，而是一种基于债务的新型依附关系。英美烟草公司通过提供种子、化肥贷款，并与当地有影响力的中国商人及地主合作，将生产风险向下转移给了贫穷的烟农，而利润则被上层牢牢掌控。这套系统巧妙地借鉴了美国南方种族隔离制度中控制劳动力的债务逻辑，但在具体实践中又适应了中国的社会结构。
其次，本章通过哈蒂·格雷戈里的视角，揭示了家庭空间在构建企业帝国文化和种族等级中的重要作用。哈蒂在上海的家，既是个人生活的场所，也是公司社交的中心。她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一个拥有多名中国佣人的全新环境中，重建一个具有美国南方特色的家庭秩序。作者通过对比哈蒂在美国与非洲裔佣人和在中国与中国佣人的相处模式，精辟地指出，她将从美国南方带来的种族管理知识，特别是基于“卫生”观念的隔离逻辑，应用到了对中国佣人的管理中。虽然中国佣人的服务范围在某些方面比美国黑人女佣更广，但他们在家庭财务等方面也拥有更大的自主权，这使得哈蒂的家庭成为一个充满权力协商和斗争的场所。
最后，格雷戈里家成为了英美烟草公司美国南方商业文化的“孵化器”。每周为公司年轻白人员工举办的聚会，以及对美国南方菜肴的坚持，不仅为这些身处异乡的南方人提供了身份认同感，也巧妙地通过社交排斥（几乎从不邀请中国同事）巩固了公司内部的种族层级。与此同时，中国商人则通过举办自己的宴会来构建和维系其商业关系网，形成了一个与外国人既有交集又相对独立的商业文化圈。
总而言之，第三章通过对农业项目和家庭生活的细致描绘，将抽象的“企业帝国主义”具体化为一系列生动的日常实践。它展示了亮叶烟草关系网如何作为一个动态的、具有复制和适应能力的组织，在跨国背景下制造并维系着不平等的种族权力关系。
第四章评述：组建跨国香烟厂的劳动力——平行的工厂，不同的斗争
本章将视角从田野和家庭转向工厂车间，通过对比鲁比·德兰西（Ruby Delancy）和钱美凤（Qian Meifeng）这两位分别在美国南方和中国上海烟厂工作的年轻女工的经历，深入剖析了亮叶烟草关系网如何在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背景下，运用相似的逻辑来组建和管理跨国劳动力。作者指出，尽管两地的工厂几乎同时发展起来，但它们并非简单的复制关系，而是两个在当地具体条件下平行演进但又相互关联的体系。
首先，本章揭示了管理者如何通过人为制造职位差异来构建工厂的等级秩序。在美国南方，随着香烟厂从北方迁回，管理者利用种族和性别对工作岗位进行了严格划分。黑人女性被分配到条件最差、地位最低的烟叶车间（stemmery），而白人女性则在相对干净的包装车间工作。更重要的是，原本由白人女孩操作的卷烟机岗位，逐渐被成年白人男性所占据，进一步巩固了白人男性的特权地位。在中国，管理者则利用性别和籍贯来划分劳动力。来自地位较高省份（如浙江）的女性被分配到包装车间，而来自较贫困北方省份的女性则在烟叶车间工作，男性则垄断了机器操作岗位。
其次，作者详细描述了一系列旨在规训工人身体、强化身份差异的管理策略。
- 空间隔离：两地的工厂都通过设置不同的入口和工作区域来物理性地隔离不同群体的工人。
- 工作服：通过让不同岗位的女工穿着不同颜色和款式的工作服（如美国白人女工的白色/品牌色工作服与黑人女工的蓝色工作服），管理层在视觉上强化了等级差异。
- 免费香烟：公司有选择性地向地位较高的员工（美国的白人和中国的男性）发放免费香烟，这既是一种福利，也成为一种区分身份和地位的工具，加剧了工人群体内部的紧张关系。
最后，本章对比了两地工人不同的斗争形式和结果，揭示了地方政治环境对劳资关系的关键影响。在中国，外国经理严重依赖中国“工头”（主管），这些主管常常利用帮派关系和索取贿赂来控制工人，形成了一个独立于工厂规章的“亚治理体系”。然而，在反帝民族主义高涨的背景下，中国工人的反抗异常激烈和频繁。他们通过大规模罢工，成功争取到了组建工会、集体谈判以及产假等权利，其斗争的成果甚至早于美国工人。
相比之下，在美国南方，尽管也存在工头滥用权力和性骚扰等问题，但种族隔离制度深刻地影响了工人的斗争。里兹韦尔的工会运动显示，白人工会和公司管理层常常联合起来，通过暴力威胁（如三K党式的恐吓）和制度排斥来打压黑人工会。最终虽然成立了工会，但它是在一个种族隔离的框架内运作的，白人工会领导层 фактически成为了管理黑人工人的中间人，从而巩固而非挑战了工厂内的种族等级制度。
总而言之，第四章通过细致的比较研究，展示了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组织劳动力时，如何将普遍的管理逻辑与地方性的社会等级（种族、籍贯）相结合，从而创造出既相似又迥异的工厂制度。它有力地证明了，即使在全球化的生产体系中，工人的经历和反抗形式也深深植根于其所处的具体历史和政治环境之中。
第五章评述：骆驼牌和皇后牌——大品牌的崛起与大众的挪用
本章聚焦于20世纪10至20年代两个标志性香烟品牌——美国的“骆驼牌”（Camel）和中国的“皇后牌”（Ruby Queen）——的崛起，深刻地揭示了“大品牌”模式的诞生过程，并探讨了品牌如何超越商业推广功能，成为公众进行文化和政治实践的象征性资源。
首先，作者再次挑战了线性的现代化叙事，指出中美两国大品牌的崛起是两个平行但互不相关的商业事件的结果，而非西方模式的简单复制。在美国，1911年最高法院解散美国烟草公司垄断，催生了四家相互竞争的后继企业。为了完善各自的产品线，这些公司纷纷推出新品牌并投入巨额广告，从而意外地发现集中资源推广单一品牌（如雷诺公司的“骆驼牌”）能够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市场规模。在中国，英美烟草公司的詹姆斯·A·托马斯因其标准化的垂直销售体系效率低下而感到沮丧，于是他发起了一场内部竞争实验，将“皇后牌”的营销全权交给了中国商人郑伯昭。郑伯昭凭借其广泛的本地商人关系网和更灵活的经销商政策，取得了惊人的成功。这两个案例都表明，新的竞争环境是催生大品牌模式的关键前提。
其次，本章生动地描绘了广告，特别是户外广告和日历海报，在塑造品牌公共形象中的巨大作用。英美烟草公司高质量的彩色海报和日历在中国广受欢迎，甚至脱离了促销品身份，成为独立流通的商品，将品牌形象渗透到千家万户。这使得“皇后牌”（大英牌）的知名度远远超出了其实际消费者群体，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文化符号。同样，在美国，“骆驼牌”等品牌的广告也通过报纸、杂志和户外广告牌无处不在，成为美国日常生活景观的一部分。
本章最精彩的部分在于，通过两个案例研究，展示了大众如何挪用（appropriate）和重新定义品牌含义，使其服务于与企业意图截然不同的目标。
- 皇后牌与五卅运动：在1925年的反帝运动中，皇后牌（大英牌）因其深入人心的“外国货”形象，成为抗议者攻击的完美靶子。积极分子通过罢工、抵制分销和消费者抵制，成功地将该品牌从一个时髦的消费品转变为帝国主义压迫的象征。他们焚烧香烟、涂改广告，并创作反宣传材料，有力地挑战了英美烟草公司对品牌意义的控制权。英美烟草公司试图将其重新定位为“美国货”（红锡包）的笨拙尝试，反而激起了更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进一步推动了国货运动的发展。
- 好彩棒球队与种族隔离：在美国南方的里兹韦尔，美国烟草公司通过赞助一支全白人的“好彩队”棒球队，将品牌与白人特权和男性气概紧密联系在一起。然而，当地的非洲裔美国人社区通过组建自己的“黑人好彩队”，巧妙地挪用了这个品牌。他们虽然在名义上接受了种族隔离的次要地位，但实际上通过棒球这项充满阳刚之气的运动，将“好彩”这个白人品牌与黑人的社区自豪感和男性尊严联系起来，从而在文化层面上挑战了白人至上的价值观。
总而言之，第五章不仅讲述了商业策略的演变，更深刻地揭示了品牌作为一个充满争议的文化场域的本质。它证明了品牌的意义并非由企业单方面决定，而是在与公众的持续互动、协商甚至对抗中形成的。无论是作为反抗的工具还是身份认同的载体，大品牌都成为了塑造20世纪社会和政治生活的重要力量。
第六章评述：爵士乐和香烟的亲密舞蹈——全球化休闲文化中的商品协同
本章将研究的场景从工厂和田野转向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新兴的全球性休闲空间——卡巴莱（歌舞厅），创造性地探讨了爵士乐和香烟这两种商品如何形成一种强大的协同效应，共同塑造了一种与“现代性”、性感和跨文化交流相关联的消费体验。作者认为，这种商品间的“亲密舞蹈”不仅改变了香烟的文化内涵，也反过来影响了爵士乐的传播和形态。
首先，本章生动地描绘了卡巴莱作为爵士乐与香烟交融的物理与感官空间。无论是在上海还是纽约，卡巴莱的布局都以舞池为中心，周围环绕着供顾客饮酒、交谈和吸烟的桌子。烟雾缭绕的空气和切分音强烈的音乐共同营造出一种独特的、“热烈”的氛围。作者敏锐地指出，跳舞和吸烟这两种行为都在时间、空间和身体层面塑造着顾客的体验：它们都是短暂的、仪式性的，并且都能在身体上创造亲密感。跳舞让身体在运动中相互接触，而递烟、点烟等行为则让嘴、手和呼吸参与到亲密的互动中，两者共同催生并象征着卡巴莱的色情化氛围。
其次，作者深入分析了这种协同效应背后复杂的种族和帝国政治。在上海，为英美烟草公司工作的年轻外籍员工是卡巴莱的主要顾客。他们通过与来自不同国家（俄罗斯、日本、中国等）的职业舞女跳舞，体验并实践着一种帝国主义特权，将舞女的国籍视为可供消费的“异国风情”。爵士乐在这里被普遍理解为源自“原始”黑人文化的音乐，其“野性”的节奏进一步强化了卡巴莱作为摆脱文明束缚、释放欲望的空间的想象。与此同时，非洲裔美国音乐家在上海虽然享有作为“正宗”爵士乐演奏者的高地位，但也必须在帝国主义的种族等级中寻找自己的位置，他们既能享受到某些外国特权，也面临来自白人顾客和海军陆战队员的歧视。
在美国，烟草公司通过赞助全国性的爵士乐广播节目（如“好彩电台时光”），进一步利用并塑造了爵士乐与香烟的联系。为了迎合广大的白人听众并规避爵士乐与黑人文化的负面关联，这些公司精心制作了一种“安全”的、标准化的爵士乐产品：他们几乎只雇用白人乐队，并通过内部审查来控制音乐的创造性，强调节奏感而削弱即兴发挥和复杂的编曲。这使得香烟公司在将爵士乐“白人化”并向全国传播的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最后，本章通过对比上海和美国南方的爵士乐场景，揭示了全球文化在地方语境下的不同呈现。虽然上海的卡巴莱是帝国主义的缩影，但美国南方种族隔离制度下的“军械库舞会”却为非洲裔美国烟草工人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空间。在这里，他们可以欣赏到艾灵顿公爵等世界顶级黑人音乐家的现场表演，将全球流行的现代文化与本地的社区生活相结合，从而在文化上对抗种族隔离制度带来的压迫和孤立感。
总而言之，第六章以其独特的文化史视角，超越了简单的商业营销分析。它将香烟置于一个由音乐、舞蹈、身体、种族和欲望构成的复杂网络中，深刻地揭示了现代消费品的文化意义是如何在全球与地方的互动中被共同创造出来的。
第七章评述：种族的碰撞——混合商业模式与企业帝国主义的重塑
本章将时间推至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通过聚焦英美烟草公司在中国的子公司——永泰和，以及其唯一的初级外籍员工弗兰克·H·卡纳迪（Frank H. Canaday）的经历，深入探讨了在全球反帝民族主义高涨的背景下，跨国公司如何重组其结构，并催生出一种新的“混合商业模式”。作者的核心问题是：这种中国商人权力日益增长的混合模式，是否挑战了企业帝国主义的不平等权力结构？
首先，本章通过永泰和的成立，揭示了中国商人在英美烟草公司内部权力的显著提升。由于郑伯昭在营销“皇后牌”香烟上取得了巨大成功，英美烟草公司为留住他并利用其强大的销售网络，同意成立由郑伯昭担任总经理并持有49%股份的子公司。这标志着中国商人从单纯的合作者，转变为能够在公司内部塑造决策、拥有相当大自主权的关键行动者。卡纳迪的职位正是在这种权力博弈中诞生的——他是由郑氏家族在纽约直接招聘的，绕过了上海和伦敦总部的常规程序，这本身就体现了永泰和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其次，通过卡纳迪的视角，本章生动地描绘了在这种混合模式下的“文化冲击”与适应过程。卡纳迪，一位受过哈佛教育、怀揣着美国男性个人主义和“边疆冒险”精神的年轻人，来到中国后发现现实与他的预期大相径庭。他不仅要做分发样品等“卑微”的工作，还必须在一个由中国商人主导、遵循儒家礼仪和“关系”逻辑的商业文化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作者通过分析卡纳迪拍摄的照片，巧妙地展现了他内心的矛盾：他一方面通过摆拍“苦力”劳动和给农民“第一次”抽烟的场景来重塑自己作为现代西方代理人的优越感；另一方面，他又在与中国同事的合作中，逐渐学习并适应了中国的商业礼仪，甚至开始欣赏“面子”这一概念。
然而，本章的结论是，这种混合模式并未从根本上颠覆企业帝国主义的种族等级。永泰和的结构设计本身就是一种“有组织的混合”，它在赋予中国商人更大权力的同时，也通过设立外国顾问等方式保留了英美烟草公司的最终控制权，并维持了中外员工之间的区别。卡纳迪的经历表明，尽管日常的跨文化接触能够挑战个人的种族偏见，但在更大的政治冲突（如五卅运动）面前，他最终还是退回到了北京外国外交圈中流行的、将中国视为落后和需要西方指导的帝国主义话语体系中。
最后，本章以詹姆斯·A·托马斯与记者裴斐（Nathaniel Peffer）关于商业与帝国主义关系的公开辩论收尾，揭示了企业如何构建公共形象以应对反帝批评。托马斯极力将英美烟草公司描绘成促进国际和平与“公平交易”的力量，并创造了一个抽象、普世的“经济人”概念，从而巧妙地掩盖了公司内部实际存在的、基于种族的不平等结构以及对郑伯昭等中国商人的依赖。他抹去了永泰和的存在，将复杂的混合现实简化为一个符合现代性神话的、西方指导东方的简单故事。
总而言之，第七章通过一个精彩的个案研究，深刻地揭示了企业帝国主义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与地方力量的持续互动和斗争中不断调整和演变的。永泰和的混合模式虽然为中国商人开辟了新的权力空间，但最终仍服务于一个更大的、不平等的全球资本积累体系。
结论评述：责任追究——重写全球资本主义的人性历史
本书的结论部分以艺术家徐冰在杜克家族农场举办的“烟草计划”展览为引子，深刻地呼吁我们重新思考全球资本主义的历史叙事和责任归属问题。徐冰通过展示其父亲因吸烟死于肺癌的病历，将烟草业庞大而抽象的历史个人化、情感化，并直接将矛头指向了将香烟带到中国的杜克家族，追问其历史责任。作者肯定了这种追问的力量，但也指出了其局限性：这种叙事仍然依赖于一个被简化的、以企业家为中心的现代性神话，即商品和灾难单向地从西方传播到东方，而忽略了历史的复杂性，如中国的生产角色和美国消费者同样是受害者。
基于此，作者重申了全书的核心论点：我们需要一种更人性化、更贴近日常运作的企业想象，来取代那种将公司拟人化为“一个大人物”的英雄或恶棍叙事。这本书用“亮叶烟草关系网”的故事代替了企业家的神话，展示了企业帝国主义是如何通过无数普通人在不同地方的密切接触和斗争而形成和运作的。这种以“关系网”为中心的视角，揭示了美国南方种族隔离与美帝国主义如何在全球扩张中相互交织，并挑战了将中美视为发展不同步、相互对立的两极的传统观念。
作者强调，经济是在文化内部通过文化构成的。性别、种族、籍贯等身份类别并非经济故事的附属品，而是其核心组成部分。通过将商人的故事与工人、佣人和消费者的故事并置，本书试图揭示那种将经济视为脱离文化和政治的自由范畴的意识形态谬误。
最后，作者将历史的探讨引向了对当下的反思。她指出，公司本身就是一种治理形式，无论是在中国的通商口岸还是在美国的种族隔离南方，它都深刻地塑造了社会和政治秩序。虽然工会和政府监管曾在历史上成功地遏制了公司权力的过度扩张，但近年来，这种制衡正在被侵蚀。讽刺的是，在21世纪，尽管历史轨迹不同，美国和中国再次成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烟草利润池”，烟草业在工资下降、劳工权益受损的背景下卷土重来。
本书最终呼吁我们讲述一种包含资本主义历史复杂性和当代纠葛的新故事。这种故事承认，企业是通过无数“密切接触”形成的，这些接触既可能鼓舞人心，也可能残酷无情。在“资本主义的废墟中”，讲述这些关于人的故事，不仅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是对我们共同构建一个更公正未来的必要思考。这是一个强有力的结尾，它将学术探究与深切的人文关怀和现实批判精神融为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