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规则游戏：阿富汗屡被中断的历史
塔米姆·安萨利所著《无规则游戏：阿富汗屡被中断的历史》一书主要概述了阿富汗从18世纪中期杜兰尼王朝建立到21世纪初美国军事干预时期的历史演变。它详细阐述了英国、苏联和美国等外部势力对阿富汗内政的反复干涉及其后果，并描绘了阿富汗社会内部的权力斗争、部落文化与宗教观念。资料也探讨了现代化改革的尝试与阻力，以及阿富汗人民在持续冲突中的日常生活和韧性，其中穿插了对腐败、经济发展与国际援助等关键议题的批判性审视。
《无规则游戏：阿富汗屡被中断的历史》【美】塔米姆·安萨利著，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隶属于“好望角”书系。该书被誉为关于阿富汗历史“最动人、最有感染力和最富有洞见的作品”之一。作者塔米姆·安萨利以高超的叙事技巧和对细节的关注，从阿富汗人的视角，展现了这个国家两个多世纪以来的战争、革命与宫廷斗争。该书旨在揭示阿富汗局势动荡不安的真实原因，并驳斥了“帝国坟场”的论断，认为外族的入侵反而塑造了阿富汗不屈不挠的民族性格。作者安萨利是阿富汗裔美国作家，对阿富汗问题有特殊情结，他以生动活泼的语言和深厚的历史文化还原能力，将几个世纪前的人、事、物描绘得栩栩如生。
本书梳理了从1747年到近几年的阿富汗历史，虽然更像一部带有个人体验和历史记忆色彩的国家画像，但凭借作者强大的叙事能力和对大量一手素材的掌握，使其兼具正史的严谨与野史的生动可读性。书中提出了许多有助于理解阿富汗复杂历史和当下乱象的观点，例如阿富汗的统一部分源于外部干涉激发了国家认同，以及中央政府相对无能、部落和宗教势力强大的原因。作者还深入探讨了阿富汗改革力量与保守力量对决的历史，指出改革往往以流血失败告终，塑造了今日的阿富汗。
第一部分 阿富汗的建国
第1章 国父 本章介绍了阿富汗的“国父”艾哈迈德·沙阿，他被认为是国家的初代君主。艾哈迈德在25岁时被推举为王，依靠自身实力、宗教老者的支持和谦逊品格获得“沙阿”头衔，统一了普什图人及其盟友。本章详细阐述了普什图人的部落制度、宗族构成（如萨多扎伊、巴拉克扎伊、吉尔扎伊）及其文化特点。艾哈迈德通过对外战争（尤其是对印度教徒的劫掠）来巩固统治和团结部落，并以慷慨大方、雄辩的君王形象赢得臣民爱戴。他设立九人顾问委员会，尊重部落势力，并推广普什图瓦里（Pushtoonwali）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在他的统治下，古称“亚里安那”或“呼罗珊”的土地开始被称为“阿富汗”，国家意识萌生。
第2章 艾哈迈德·沙阿的帝国 本章探讨了艾哈迈德·沙阿帝国在现代政治概念下难以称之为国家的特性，因其缺乏明确边界、统一法律和货币。帝国权力以城市为中心向外递减，地方豪强（如可汗、马利克）在乡村拥有直接有效的影响力。乡村社会被描述为“乡村共和国”，宗族族长是首领，决策通过支尔格会议达成共识。毛拉作为基层神职人员，负责宗教仪式和法律咨询，而高级神职人员如卡兹和穆夫提则依据沙里亚法裁决复杂案件。游牧民约占总人口的10%或更多，他们迁徙不定，虽不受国王喜爱，但在经济上与定居村民形成共生关系。国王的影响力在村民日常生活中微乎其微，但臣民可通过国王寻求教法之外的王法裁决。
第3章 隔壁的法兰奇人 本章指出艾哈迈德·沙阿是阿富汗最后一位征服者。随着他的逝世，欧洲列强——当地人称之为“法兰奇”或“因格雷齐”（英格兰人）——开始进入该地区。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建立贸易据点，并与其他欧洲商团（如法国）展开竞争。这为后来的“大博弈”奠定了基础。
第4章 熊与狮之间 本章聚焦于“大博弈”，即英国和沙皇俄国在中亚的主导权争夺。拿破仑战争后，英国成为世界头号强权，拥有强大海军、先进技术和印度殖民地资源。沙俄则渴望向南扩张，夺取阿富汗以获得阿拉伯海出海口。英国为保护印度，誓要遏制沙俄扩张。本章通过布尔内斯（英国人）对阿富汗的访问，描绘了当时阿富汗的社会风貌、君主（多斯特·穆罕默德、舒贾）及周边势力（锡克王公兰吉特·辛格）的情况。多斯特·穆罕默德面临英俄两国拉拢，试图利用“熊”（俄国）来“撩拨狮子”（英国）的醋意，以收复白沙瓦。
第5章 奥克兰的蠢行 本章讲述了第一次英阿战争的起因和经过。英国对多斯特·穆罕默德与俄国使者的会晤感到恼怒，奥克兰勋爵介入阿富汗内政。英国扶持不得民心的舒贾·沙阿复辟，并派遣顾问团控制阿富汗。然而，英国人傲慢的行为（如对阿富汗女性的不当举止）激怒了当地民众，导致喀布尔爆发大规模暴乱。布尔内斯和麦克纳顿等英国官员被杀。最终，英军在1月从喀布尔撤离，遭遇惨败，几乎全军覆没。这次事件促使英国反思其干涉主权国家内政的政策。
第6章 多斯特·穆罕默德的回归 本章描述了多斯特·穆罕默德在被囚印度后，与英属印度总督达成协议并回归王位。他承诺限制外交，放弃对部分城市的控制权（如白沙瓦），以换取英国不干涉其统治和提供津贴。他的儿子阿克巴·汗虽然是抗英英雄，但为了尽孝拒绝称王，错失了收复失地的机会。多斯特·穆罕默德通过政治手腕而非军事才能治理国家，依赖家族成员担任总督。他甚至可能为了巩固权力，安排毒死了有雄心壮志的王储阿克巴。最终，多斯特·穆罕默德在收复赫拉特后不久去世，奠定了现代阿富汗的疆域。
第7章 短暂的黄金岁月 本章聚焦于希尔·阿里统治下的“黄金十年”。他通过和平继承王位，将支尔格大会常设化，被视为阿富汗议会雏形。希尔·阿里是第一位留下照片的阿富汗国王，对机械和现代化充满兴趣，创办了阿富汗第一份报纸《太阳报》和军工厂。他建立了5.6万人的常备军，并命令军队与平民分离，建造了专门的军事城市舍普尔。他希望能凭借自身力量抵御大国干涉。
第8章 第二次英阿战争 本章讲述了英国对希尔·阿里日益增强的军事实力和不结盟倾向的不安。英国要求希尔·阿里废黜王储阿卜杜拉、改立亚库布，并拒绝了英国特使入境。同时，沙俄代表团却获准进入喀布尔。希尔·阿里在爱子阿卜杜拉去世和英俄压力下，试图投靠俄国却被拒。最终，他在凄惨中去世，其子亚库布继位后签署了割让领土、接受英国使团的《甘达马克条约》。然而，民众对英军的怨恨未消，白沙瓦的阿拉姆长老和穆罕默德·詹等部落武装发起抵抗，欧洲式军队一触即溃。迈万德战役成为阿富汗的民族骄傲。
第二部分 一个国家、两个世界
第9章 铁血时代 本章描述了阿卜杜尔·拉赫曼的“铁腕统治”。他无法像祖先一样对外开疆拓土，便将雄心转向国内，致力于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扫清割据势力和自治村庄。他童年时期就已显露暴虐性情。阿卜杜尔·拉赫曼与英国谈判划定了“杜兰德线”，将普什图人聚居区一分为二，为日后阿富汗与巴基斯坦的边界争议埋下祸根。他通过重新划分行政区划、任命地方官员、建立情报系统来削弱部落势力，并以极其残酷的手段（如羞辱总督、割舌、炮轰谋逆者）来强化中央权威。他以“信仰捍卫者”自居，推行严格的正统伊斯兰法律，打压传统长老和毛拉，将毛拉纳入政府薪酬体系并通过考核来控制他们。他大幅增加税收，并设立秘密警察系统，对异见人士进行残酷镇压。尽管残酷，他成功建立了一个由喀布尔为中心的中央政府，但同时也创造了一个与旧阿富汗二元对立的社会。
第10章 新的开始 本章讲述了阿卜杜尔·拉赫曼逝世后，其子哈比布拉和平继位。哈比布拉虽然生活放荡，但他开办了阿富汗第一所世俗中学——哈比比亚学校，引进了电话、汽车等现代化设施，培养了一批新的精英阶层。他维持了阿富汗的独立地位，没有过多干预内政，使得一些在“铁腕埃米尔”时期逃亡的人得以归国，并成为朝廷栋梁，如纳迪尔及其兄弟。本章还提及了哈比布拉被刺杀的悬案，以及阿曼努拉王子如何抓住时机夺取政权。
第11章 崇尚变革的君王 本章详细介绍了阿曼努拉国王的激进改革。他上任伊始便宣布阿富汗完全独立，并积极开展外交，挑战英国对阿富汗外交的控制。他利用印度阿姆利则惨案的国际舆论压力，促使英国承认阿富汗独立。阿曼努拉巡视全国，发表公共演说，倡导教育、男女平等、善待妻子等思想。他推行《秩序之书》，禁止酷刑、废除奴隶制，并提出了保护宗教信仰自由、限制童婚和彩礼上限、废除女性罩袍的革命性措施。他还鼓励女性接受教育，开办多所高中，并通过欧洲语言教授科学课程，派遣学生出国留学。这些改革，虽然遭到纳迪尔等保守势力的私下抵制，但得到了其岳父塔尔齐的影响。
第12章 王法还是教法？ 本章深入探讨了阿曼努拉改革遭遇的阻力。他的改革引发了强大宗教保守派（如舍尔·阿迦·穆贾杰迪）的不满。德奥班德学派主张伊斯兰教回归7世纪麦加和麦地那的形式，反对西方化影响，并与英国达成协议打击穆斯林现代主义者。阿曼努拉的欧洲之行（意大利、法国、德国、苏联），特别是王后索拉娅的“露肩”照片，在山区被传播，引发了巨大的道德争议和对国王的污蔑（如“国王是皮条客”、“用老人尸体制肥皂”）。这些事件加剧了民众对国王改革的反对情绪。尽管如此，阿曼努拉仍然坚持改革，宣布全面施行“秩序之书”，王后索拉娅甚至在公开场合摘下面纱。
第13章 王朝分崩离析 本章描述了阿曼努拉王朝的最终瓦解。科希斯坦地区的传奇土匪巴洽·萨考（“挑水夫之子”）崛起，他被视为罗宾汉式的人物，劫富济贫。萨考对阿曼努拉政府构成政治威胁，尤其是在与宗教神职人员结盟后。阿曼努拉在平定南部辛瓦里部落叛乱时，轻视萨考的电话被窃听，萨考得知真相后调转枪头进攻喀布尔。喀布尔当时防御空虚，阿曼努拉被迫逃离，萨考悬赏国王人头。面对内忧外患和众叛亲离，阿曼努拉最终悲惨投降，放弃所有改革，甚至娶了19岁的表妹以示赞同多妻制。他流亡意大利，贫病交加而死。萨考的农民军占据王宫，实施与阿曼努拉改革截然相反的社会立法，禁止女性受教育，强制佩戴布卡，男性必须蓄须。然而，萨考的塔吉克族出身和卑微的苦力阶层背景引起了普什图部落首领的不满。纳迪尔·沙阿趁机从巴黎回国，与南部部落结盟，将萨考诱杀。通过支尔格大会，纳迪尔被推举为新国王，阿富汗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第三部分 喀布尔的规则
本部分引言指出，阿卜杜尔·拉赫曼的统治是阿富汗历史的转折点，他确定了国家疆界，并在英国的协议下阻止外部势力进入。他建立了以喀布尔为中心的中央政府，创造了一个与旧阿富汗对立的二元社会，包括城市精英的现代化愿景和农村保守势力的抵抗。阿曼努拉的改革代表了这种二元对立的极端，而巴洽·萨考的反击则导致国家陷入混乱。新的统治者面临着引导国家走向现代化的任务，同时也要应对持续存在的内部矛盾和外部势力的虎视眈眈。
第14章 风暴之后 本章介绍了纳迪尔国王上台后，表面上拥护旧制度，维护传统部落社会和伊斯兰信仰，以安抚神职人员和封建领主。女性再次被禁锢，宗教警察重新巡逻，哈纳斐派沙里亚法被确认为最高权威。然而，纳迪尔及其兄弟实际上是现代主义者，只是采取了更为谨慎的渐进改革手段。他在位仅四年就被刺杀，由年轻的查希尔·沙阿继承王位。查希尔·沙阿的肖像始终保持年轻，成为国家形象的象征。穆萨希班家族通过残暴镇压、高超政治手腕和外交策略，使阿富汗在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后期保持了相对平静。政府尊重乡村的权力结构和部落自治，允许游牧民自由出入，并放弃干涉家族内部事务。纳迪尔的宪法虽然保守，但树立了“王在法下”的观念，并设立了国家委员会（舒拉·米利），为日后民主形式的出现奠定基础。学校教育也逐渐恢复和发展，普什图语被定为官方语言，达里语为第二语言。阿曼努拉创立的“独立日”也被穆萨希班家族恢复，作为培养国家意识的工具。
第15章 不结盟国家 本章探讨了冷战时期阿富汗的“不结盟”政策。二战期间，阿富汗严守中立，通过向印度出售农产品和卡拉库尔羊皮积累了大量财富。战后，阿富汗政府计划利用这笔资金在赫尔曼德河谷修建水坝和运河网，以改造沙漠为良田。随着冷战的加剧，美国和苏联都在中亚地区争夺影响力。阿富汗地处关键战略位置，毗邻加入中央条约组织和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巴基斯坦。美国担心阿富汗“赤化”，希望阻止其成为苏联扩张的平台。因此，美苏两国在阿富汗展开了“和平渗透”和援助竞争。美国支持赫尔曼德河谷工程，并援助修建了喀布尔与坎大哈之间的柏油路。苏联则修建了从喀布尔到北部边境的萨郎隧道公路，其坚固程度甚至能承受坦克重量。
第16章 不要停滞，要发展 本章描述了达乌德亲王执政时期（1953-1963年）的现代化努力。他鼓励王室女性摘下罩袍，引发了宗教机构的质疑，但达乌德通过引用《古兰经》来反驳，并宣布王室女性将不再穿戴罩袍，带动了社会风气转变。此举虽然谨慎，但开启了阿富汗女性解放的进程，她们开始获得高等教育权利，并在公共领域发挥作用。然而，杜兰德线问题和“普什图斯坦”梦想导致达乌德奉行强硬的反巴基斯坦政策。1960年，他单方面关闭了阿富汗与巴基斯坦的边界，导致双边贸易停滞，商品匮乏。尽管美国警告并撤离技术顾问，达乌德仍寄希望于苏联援助。苏联为了拉拢阿富汗，甚至不惜将进口的阿富汗葡萄倒进咸海。达乌德的这一系列政策，使得阿富汗与苏联关系变得十分紧密，最终导致查希尔国王在1963年撤销了达乌德的首相职务。
第17章 民主的时代 本章讲述了达乌德下台后，查希尔国王开启的民主时代。达乌德的和平辞职是史无前例的，国王随后削弱自身权力，下令制定新宪法，限制王权，赋予人民更多权利。新内阁成员没有王室背景，政治犯获释，流亡的历史学家霍巴尔回到喀布尔大学。新宪法委员会制定了一部真正的宪法。喀布尔的城市面貌也发生了巨大变化，高楼、银行、酒店、百货商店、公共汽车和现代餐厅等拔地而起，冷战时期美苏的援助促进了基础设施建设。阿富汗的传统体育项目“布兹卡谢”也在独立日庆典上举行。城市中产阶级兴起，男女同学开始谨慎约会，促成了“爱情婚姻”的出现。然而，农村地区仍然与城市脱节，大坝工程的修建并未惠及所有村民，一些人甚至仍不知阿曼努拉国王已下台多年。旧阿富汗与城市阿富汗的鸿沟日益加深。
第18章 左翼兴起 本章描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阿富汗左翼势力的崛起。1965年议会开幕时，学生涌入会场抗议，指责议员腐败和结党营私，要求首相及内阁辞职。卡尔迈勒等学生领袖发表演讲，引发了公众关注。学生抗议演变为街头示威，最终在1965年10月25日发生“八三事件”，警方开枪造成三人死亡。这些激进学生大多是宗教激进主义者，如拉巴尼和赛义夫，他们从埃及带回了穆斯林兄弟会的思想，主张建立伊斯兰教法指导的国家。塔吉克人马苏德和普什图人希克马蒂亚尔也是活跃的学生领袖。与此同时，军官中的旗帜派与达乌德亲王结盟，为他重掌权力做准备。20世纪60年代末，喀布尔充满活力，学生罢课和工人罢工频发，社会动荡。1973年，查希尔·沙阿国王在意大利度假期间，达乌德亲王趁机发动政变，几乎未流血就夺取了国家控制权，宣布自己为阿富汗首任总统。
第19章 改弦更张 本章讲述了达乌德重掌权力后的政策转向和人民民主党的内部斗争。达乌德借助旗帜派的力量，但局势稳定后便开始排挤左翼盟友。他加强与巴基斯坦和伊朗的地区合作，计划组建贸易联盟和签署集体安全条约。然而，达乌德的独裁统治和对左翼的排挤，最终导致了人民民主党内部人民派的政变。1978年4月27日，人民派军官冲入王宫，杀害了达乌德及其家人，多斯特·穆罕默德家族的统治宣告结束。新成立的人民民主党政府缺乏执政经验，却信心满满地依据“科学”马克思主义理论颁布法令，推行进步政策，如提高妇女地位、禁止童婚和高利贷，并进行土地改革。然而，这些改革脱离了阿富汗的实际社会情况，取消高利贷导致农民无法获得结婚和丧葬所需的资金，土地改革破坏了传统水资源管理系统和社会关系。农民对政府心怀怨恨，认为改革妨碍了他们的切身利益。人民派政府仍坚持阶级斗争理论，但阿富汗农民更认同民族出身、部落关系和宗教信仰。政府的激进改革促使苏联派遣“顾问”介入阿富汗政局，并帮助人民派建立秘密警察“卡德”。人民派还大肆宣传塔拉基的伟人形象，但实际权力却掌握在哈菲佐拉·阿明手中。阿明希望阿富汗成为不结盟的社会主义国家，而非苏联的附属。美国大使杜布斯被劫持并意外身亡的事件，导致美国关闭使馆并断绝与阿富汗的外交关系，迫使阿富汗更加依赖苏联。赫拉特空袭事件加剧了地区宗教激进主义的抬头，伊朗和巴基斯坦的伊斯兰革命也对阿富汗局势产生影响。苏联试图通过暗杀阿明来巩固塔拉基的权力，但阴谋被阿明挫败，塔拉基最终被阿明处决。阿明掌权后，试图摆脱苏联控制，加紧平定叛乱，但局势日益严峻。苏联担心阿富汗局势失控，可能被美国利用，最终决定直接入侵，于1979年12月27日晚击毙阿明，扶植旗帜派领袖卡尔迈勒上台。
第20章 苏联入侵 本章详细描述了苏联入侵阿富汗后，“穆贾希丁”（圣战者）抵抗运动的兴起和战争的残酷性。卡尔迈勒上台后，政府首要任务是肃清乡村反叛势力。苏联军队以其压倒性的军事优势（坦克、战机、大炮）迅速压制了穆贾希丁的常规部队，但在城市中，“真主伟大”的呼喊声和学生抗议运动让苏联人感到震惊。娜希德等女学生成为抵抗运动的象征。穆贾希丁退入山区，化整为零进行游击战，利用崎岖地形和村民的掩护，使苏军清剿困难。苏军及其代理人政府的工作队试图通过宣讲共产主义、推广教育和土地改革来争取民心，但这些措施与当地传统文化格格不入，反而激化了矛盾，导致冲突不断。为切断穆贾希丁的后勤补给，苏军采取了惨无人道的“无人区”策略，对乡村进行密集轰炸，散布地雷，扫射牲畜，迫使农村人口向城市或国外转移，造成约100万人死亡和600万人沦为难民。这场战争导致阿富汗一代男性的心理变异，民族性格扭曲。
第四部分 旧阿富汗的爆发
本部分引言指出，多斯特·穆罕默德家族建立的中央集权和现代化努力，以及喀布尔精英与农村传统社会之间的拉锯战，随着人民民主党政变而激化。苏联入侵后，这种冲突演变为世俗现代冲击与伊斯兰之间的战争。反苏战争打破了普什图人长期以来的政治支配地位，各民族（塔吉克、哈扎拉、乌兹别克）都为自己的民族身份而战。塔利班占领喀布尔被视为普什图人对其他民族的胜利，也象征着旧阿富汗对新阿富汗的决定性胜利。
第21章 穆贾希丁 本章详细描述了反苏圣战的背景和穆贾希丁的构成。全球反苏圣战者在巴基斯坦白沙瓦集结，形成80余支武装，通过各种渠道从世界各地获取金钱和武器（如沙特阿拉伯、伊朗、北非、美国、英国）。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ISI）作为援助分配者，拥有巨大权势，并扶植其偏爱的武装派别。穆贾希丁为争夺援助和拥趸，竞相标榜“最虔诚”，导致整体倾向日益极端化。反苏战争加剧了阿富汗原有的种族、宗教和语言分歧，打破了群体间长期存在的共存默契。战争扭转了乡村社会的权力结构，神职人员以牺牲世俗长老为代价获得了空前权力，并涌现出以战争技能而非血统建立权力的新精英。尽管国际专家建议团结，但穆贾希丁各自为战的特点反而成为其对抗苏军的优势。马苏德因其卓越的军事和组织才能被称为“潘杰希尔雄狮”，他试图团结游击武装，但因其塔吉克人身份而难以服众。希克马蒂亚尔则凭借其政治头脑和与三军情报局的紧密关系，获得了大量援助，建立了强大的普什图游击队网络。马苏德和希克马蒂亚尔虽然共同抗苏，但彼此之间矛盾重重，甚至发生冲突。
第22章 冷战的最后阶段 本章描绘了20世纪80年代末冷战的最后阶段。伊斯兰世界将当前历史定义为伊斯兰与西方之间的较量。而西方观察家仍从东、西阵营对峙角度看待问题。卡特政府面对国内经济困境和苏联扩张，提出了“卡特主义”，但布热津斯基认为阿富汗战争能消耗苏联。苏联当时虽然拥有强大军事力量，但国内官僚僵化，经济停滞，社会缺乏活力，领导层也年迈多病。里根政府上台后，对苏联采取强硬政策，提出“星球大战”计划，并通过对尼加拉瓜和阿富汗的支持来对抗苏联。美国向阿富汗穆贾希丁提供了包括“毒刺”便携式防空导弹在内的军事援助，改变了战场局势。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任，认识到阿富汗战争是苏联的负担，决定撤军。他要求军方不惜代价尽快取得胜利，导致1985年成为战争最血腥的一年，苏军大肆屠杀平民，摧毁农村地区。美国增加对阿富汗穆贾希丁的秘密援助，通过三军情报局和沙特阿拉伯每年提供10亿美元。1988年，苏联开始分批撤军。1989年2月，苏军全部撤出阿富汗，鲍利斯·格罗莫夫上校成为最后一名离开的苏军军人。同年东欧剧变，柏林墙倒塌，1991年苏联解体，冷战宣告结束。
第23章 从恐怖到混乱 本章描述了苏联撤军后，纳吉布拉政权在阿富汗的挣扎以及随之而来的混乱。纳吉布拉政权虽然拥有苏联留下的精良武器装备和喀布尔城防，但支持基础薄弱。阿富汗境内约有30万武装人员，是巨大的军火库，但各派势力无法达成统一。1992年，纳吉布拉政府在北方联盟将领杜斯塔姆倒戈后迅速瓦解。马苏德试图与希克马蒂亚尔谈判组建联合政府，但希克马蒂亚尔拒绝。纳吉布拉试图逃离，但在机场被杜斯塔姆部队封锁，最终在联合国驻喀布尔办事处获得政治避难。穆贾希丁组建临时政府（AIG），西卜加图拉·穆贾杰迪出任总统，拉巴尼继任，马苏德任国防部长，希克马蒂亚尔被提名为总理。然而，希克马蒂亚尔自认为应领导整个政府，拒绝接受总理职位，并得到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的支持。马苏德与什叶派团体伊斯兰统一党以及普什图军阀赛义夫之间的冲突，导致喀布尔陷入内战，抢劫、强奸、谋杀暴行不断。希克马蒂亚尔向喀布尔发射上千枚火箭弹，导致城市遭到严重破坏，无辜平民死伤无数。内战演变为种族战争，仇恨难以消弭。
第24章 走出难民营 本章探讨了塔利班的兴起及其与难民营、巴基斯坦伊斯兰学校的联系。阿富汗内战造成的混乱和军阀的暴行，使得饱受苦难的百姓对任何能带来秩序的力量充满渴望。巴基斯坦边境难民营中的宗教学校成为塔利班骨干的培养基地，这些学校的学生被教导伊斯兰教法，并被灌输末日决战的思想。巴基斯坦政府虽然可能培养了塔利班，但其目的在于通过扶植代理人来控制阿富汗。苏联解体后中亚国家的重组，以及地区石油天然气运输线路的潜在利益，促使巴基斯坦更急于稳定阿富汗局势。巴基斯坦的三军情报局将希克马蒂亚尔视为其控制阿富汗的关键人物，但希克马蒂亚尔军事才能不足、缺乏雅量、反复无常，令巴基斯坦失望。三军情报局转而寻找其他代理人，注意到了坎大哈的一个小团体——塔利班。
第25章 塔利班对战穆贾希丁 本章详细叙述了塔利班的崛起过程。塔利班最初以虔心宗教、远离腐败、行侠仗义的形象出现，例如奥马尔领导的塔利班救出被军阀绑架的女性并处决了军阀。这些“传奇”故事使得塔利班在普通百姓中广受支持。巴基斯坦的三军情报局和内政部长巴布尔对塔利班进行支持，提供军事训练。1994年，巴布尔安排一支卡车队穿越阿富汗，结果在坎大哈遭遇抢劫，随后塔利班出现“义举”击败劫匪并归还货物，这被视为巴基斯坦有意为塔利班提供发展机会的证据。塔利班迅速壮大，清剿军阀，重建了坎大哈与边境之间的秩序。他们获得大量武器装备，迅速攻占了坎大哈等主要城市，并使用丰田皮卡车改装的战地利器，像蒙古骑兵一样迅速推进。1995年，塔利班征服赫拉特并抵达喀布尔郊区，击败了曾经的盟友希克马蒂亚尔，但在“潘杰希尔雄狮”马苏德那里遭遇了首次失败。塔利班通过招募大量志愿者来补充兵源。
第26章 “基地”组织 本章讲述了“基地”组织的形成和本·拉登在阿富汗的活动。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东穆斯林国家威权政府与西方帝国主义的勾结，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扩大和反西方情绪高涨。冷战结束后，伊斯兰革命者转向伊斯兰主义，阿富汗因反苏战争吸引了大量阿拉伯激进分子，他们离开时已成为坚定的革命者，形成“阿拉伯裔阿富汗人”群体。本·拉登在沙特政府邀请美军进入沙特对抗萨达姆后，因批评王室而被驱逐出境。他在苏丹成立“基地”组织，研究恐怖主义的政治可能性，通过自杀式袭击对平民进行屠杀。1996年，本·拉登回到阿富汗。美国决策者将伊斯兰主义视为军事问题，而非社会、政治、文化或经济问题，将反恐行动集中在本·拉登一人身上。然而，美国因担心行动失败误伤儿童或盟友王室成员而多次取消抓捕和空袭本·拉登的计划。1998年，“基地”组织袭击美国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大使馆，克林顿总统下令报复性空袭阿富汗。这些袭击反而提升了本·拉登在穆斯林世界的影响力。美国政府试图通过塔利班和巴基斯坦抓捕本·拉登，但均未成功。巴基斯坦政府扶植塔利班的政策失控，塔利班主义渗透巴基斯坦社会，导致巴基斯坦军方和情报机构的中低层人员忠于塔利班。
第27章 美国参与其中 本章描述了“9·11”事件前夕和美国介入阿富汗的过程。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新保守主义兴起，主张在全球推行美式价值观、民主和自由经济。同时，科技革命和全球化加剧了世界先进与落后地区之间的巨大差距。2000年，本·拉登的学生在德国汉堡的圣城清真寺策划了劫持飞机进行自杀式恐怖袭击的计划。2001年夏天，北方联盟领导人马苏德警告欧洲议会“基地”组织的危害，但未获重视。同年9月9日，马苏德被“基地”组织假扮的记者刺杀。两天后，“9·11”恐怖袭击震惊世界。塔利班高层对此幸灾乐祸，却未料到其政权即将因此倾覆。2001年10月7日，美国对阿富汗发动空袭，引发全球穆斯林的愤怒。美国随后鼓励北方联盟反击，并警告巴基斯坦停止支持塔利班。在失去巴基斯坦支持和美军空袭下，塔利班领导人于11月8日逃离喀布尔。11月13日，北方联盟军队进入喀布尔，受到民众欢迎。12月7日，奥马尔及其同伙逃离坎大哈，消失在巴阿边境地区。
第五部分 乱象依旧
本部分引言指出，反苏战争并非团结的爱国解放战争，而是城市精英与农村保守势力之间的冲突延续，并加剧了各民族间的权力关系问题。塔利班的胜利被视为旧阿富汗对新阿富汗的胜利，阿曼努拉时代的女性解放改革走到尽头。多斯特·穆罕默德家族建立的一切都化为废墟，喀布尔不再是唯一的权力中心，坎大哈、赫拉特、马扎里沙里夫等地成为割据势力中心。
第28章 波恩计划 本章介绍了2001年12月在德国波恩召开的阿富汗问题国际会议。与会各方在美国主导下制定了一个四步重建计划：组建临时政府（6个月）、召开支尔格大会选举政府首脑（2年）、起草新宪法、举行议会和总统选举。然而，该计划存在缺陷，未能解决阿富汗长期存在的农村与城市、变革与保守、世俗与宗教、部落与国家等深层矛盾。尽管如此，国际社会决定大规模援助阿富汗，使其回归世俗化和西方价值观的道路。波恩计划代表了阿富汗技术官僚和贵族的回归，以及现代化“项目”的重启。哈米德·卡尔扎伊被选为临时政府总统，北方联盟占据国防、内政、外交三席关键内阁职位。查希尔国王的孙子和拉巴尼在支尔格大会前试图挑战卡尔扎伊的总统地位，但在美国干预下最终妥协。支尔格大会最终顺利“选出”卡尔扎伊，但被许多阿富汗人视为美国操纵的政治秀。
第29章 喀布尔之春 本章描绘了波恩计划实施后，喀布尔的乐观景象。尽管东京会议承诺的30亿美元援助到账不足一半，但仍为阿富汗带来了希望。归国侨民开始索回房产，并参与到城市重建和整修计划中，喀布尔的基础设施（如排水、路灯、供水、电力）得到规划。穆罕默德·汗·哈罗提等流亡者带着少量资金回国，希望发展私立学校和水力发电机等项目。喀布尔大学恢复学术尊严，学生人数激增，近四成是女性，开设了应用技术、医学、自然科学以及文学、历史和美术等专业。城市里音乐复苏，私人报纸、杂志、电台和电视台相继出现。电影、录音带和录像带市场繁荣，尤其是施瓦辛格和《泰坦尼克号》受到欢迎。跨国公司和国际机构涌入阿富汗，模糊了国家边界，塑造了阿富汗人的生活。
第30章 源源不断的麻烦 本章揭示了阿富汗重建面临的一系列严峻挑战。难民问题是首要难题，600多万难民急于回国，但家园被毁，牲畜殆尽，无法重操旧业。果园荒废，小麦和棉花种植缺乏种子和水源，坎儿井等水利设施被毁，遍布全国的地雷使农业重建困难重重。地雷埋设成本低廉，排除成本高昂，每天都有儿童因地雷爆炸致残。许多难民涌入城市，但工作机会稀缺，只能住在废弃房屋或街头乞讨。归国精英与国内民众之间的文化冲突和相互指责也层出不穷。西方认为教育和重建是取代军事力量的道德选择，但布什政府最初将阿富汗战争视为纯军事行动，对国家建设持矛盾态度。美国将阿富汗战争定义为“反恐战争”和“解放阿富汗女性”，但本·拉登并未落网，女性处境改善有限。伊拉克战争的爆发分散了美国对阿富汗的注意力。重建项目匆忙上马，很多项目未能经过认真论证，执行不到位，且大部分预算花在了美国国内。外国专家与当地居民的语言和文化隔阂，以及高昂的雇佣成本，使得重建工作效率低下。大量外国资金涌入阿富汗，导致物价飞涨，但普通民众收入未提高，反而加剧了新旧经济之间的落差和基层腐败。
第31章 毒品与腐败 本章深入探讨了阿富汗毒品泛滥和腐败横行的根源。鸦片种植因其耐旱、易储存、高价值等优点，成为农民的首选作物。塔利班政权曾通过指导和强制手段推广鸦片种植，并利用鸦片产量控制市场价格。阿富汗人丰富的走私经验使得鸦片向国际市场输送便利。长达25年的战争造就了一代经验丰富的武装分子，他们战后需要工作，毒品产业为他们提供了出路。毒品产业带来收入增长，催生了完整的产业链，毒枭将贩毒所得投入航空、通信、银行、运输、建筑和房地产等合法生意，与归国侨民的投资领域重合。然而，毒品泛滥导致吸毒人数激增（超过100万），并向中亚、俄罗斯和欧洲蔓延。毒枭为争夺路线和地盘相互攻伐，并向政府官员和警察行贿，使腐败成为普遍现象。矿业部长易卜拉欣·阿德勒、卡尔扎伊家族成员马哈茂德·卡尔扎伊等人通过权钱交易、裙带关系进行非法敛财。喀布尔银行成为洗钱和资助腐败的工具。腐败在阿富汗被视为一种“裙带关系”，是家族荣誉和责任的体现，与新保守主义的自由市场理念结合，导致了惊人的腐败现象。
第32章 塔利班 本章描述了塔利班在美国干预初期的潜伏与复兴。法鲁克等塔利班成员在被驱逐后，耐心等待时机，认为民众对美国寄予厚望的幻想终会破灭。美军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如巴格拉姆监狱的虐囚事件）以及国民军和警察部队的腐败、族裔歧视，使得民众对政府和外国势力日益不满。关于喀布尔的世俗化堕落和美军性侵的谣言在农村地区广泛传播。法鲁克等叛乱分子意识到，制造混乱和恐怖行动可以削弱卡尔扎伊政府的统治，并迫使民众放弃对未来的期待。美国及其盟友的误伤平民和赔偿行为，未能平息阿富汗人的不满，反而加剧了仇恨。私人监狱和审讯中心的曝光，进一步败坏了美国在阿富汗的形象。叛乱分子采取游击战术，针对政府官员和与政府合作的平民进行暗杀和破坏，以削弱政府在农村地区的权威。穆拉·法鲁克等小人物逐渐合并成庞大的组织，如哈卡尼网络、希克马蒂亚尔的伊斯兰党，以及毛拉·奥马尔领导的奎达舒拉。奥马尔作为塔利班的精神领袖，通过发言人发布指令，但其实际权力受到质疑，各叛乱武装之间存在合作也存在冲突。塔利班通过鸦片走私获得税收，并建立了影子政府和司法体系，成为卡尔扎伊政府的替代者。
第33章 临界点 本章指出2005年是混乱与秩序竞赛的转折点，混乱局面进一步扩大。2006年，塔利班分子将目标锁定学校，对学校进行袭击。他们通过激进宣传，制造“学校恐惧症”，声称西方人办的学校会使孩子背弃伊斯兰信仰。赫尔曼德省的教师被杀害，学校被焚毁，导致200多所学校关闭。恐怖袭击驱散了希望之光，南部和东南部边境地区的武装叛乱活动急剧增加。塔利班的组织结构包括奎达舒拉的领导层、职业武装分子和兼职的乡村战士。他们利用谋杀、暗杀和小型游击战等手段，使得政府军和美军的优势无法施展。到2008年，塔利班已组成“影子政府”，在各地任命“影子市长”、“影子警长”等，并发展了替代政府司法系统的司法体系。塔利班的流动法庭因其廉洁和符合当地礼俗而受到农村民众的信任。塔利班通过鸦片贸易建立税收制度，拥有影子行政系统、司法系统和货币，使其能够声称自己是卡尔扎伊政府的替代者。
第34章 增兵阿富汗 本章详细描述了奥巴马政府的阿富汗增兵策略。2008年美国大选期间，奥巴马承诺从伊拉克撤军并转赴阿富汗。他认识到阿富汗比伊拉克重要，美军及其盟友正在输掉战争，且在问题解决前不能撤离。奥巴马揭露了巴基斯坦在阿富汗战争中的不忠角色，并将该地区视为“阿富巴”。尽管布什政府时期驻阿美军人数已不断上升，奥巴马仍决定派遣更多军队，使得北约各国驻阿富汗军事人员总数达到10万人，加上私人承包商达到12.7万人，超过苏联巅峰时期派兵人数。奥巴马政府还大幅增加了无人机攻击和夜间抓捕行动。夜袭行动虽然抓捕了不少塔利班分子，但也导致许多无辜平民受到惊吓和误捕，加剧了仇恨。无人机攻击频繁，尤其是在巴基斯坦一侧，引发了巴基斯坦各界抗议。2010年，美军在马尔贾展开大规模“反暴乱”行动，虽然取得军事胜利，但反而加剧了阿富汗人被羞辱的感觉和仇恨。美国和北约的干预被许多阿富汗人视为对文化的侮辱。本·拉登于2011年被击毙，但美国政府已在阿富汗泥足深陷，难以自拔。此后，阿富汗反政府势力进一步壮大，喀布尔和各地频繁遭受袭击，警察和军人也加入塔利班。
第35章 希望之光 本章探讨了阿富汗未来的希望和挑战。尽管局势看似无望，但地下蕴藏的巨大矿藏（价值达1万亿美元，包括铜、黄金、稀土等）带来了技术革命和经济发展的潜力。稀土资源在未来重要性堪比石油，阿富汗成为大国竞逐的焦点。中国在阿富汗矿产开发中成为最大赢家，通过提供丰厚条件（兴建学校、公路、电站）并推迟开采以保护考古文物，赢得了当地民众的好评和资源使用权。印度、英国、伊朗、土耳其等国也参与到矿产开发中。铁路建设正在推进，马扎里沙里夫等城市经济发展迅速。百事可乐代理权、3G电信业务等新商机涌现，手机用户数量激增。喀布尔等城市经济腾飞，新富阶层涌现，婚礼等社交活动奢靡，刺激了婚庆、美容、餐饮和音乐等行业发展。农村地区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电视、卫星天线、燃气发电机、摩托车和太阳能电池板普及，这部分归因于鸦片贸易带来的财富。塔利班在传播现代科技的同时，也无意中促进了信息流动和文化影响，这最终可能葬送其“大局”。然而，资金涌入导致贪腐惊人，导弹、炸弹和炮火仍在威胁和平。作者认为，阿富汗历史屡被中断，也在不断重新开始，未来如何，谁也无法下定论。
大画景
本章总结了影响阿富汗历史发展的深层模式。地理位置是阿富汗最重要的特征，它作为突厥、波斯与印度文明的交汇地，吸引了列强争夺。阿富汗文化具有强大的韧性，不断吸收入侵者的元素，同时保持其独特性。尽管物质文明遭到难以置信的破坏，但其文化（如热情好客）在死亡和时间面前依然冷静漠然。阿富汗社会公私分明，女性在家庭中仍有力量，但公共领域仍由男性主导。2002年到2012年间，阿富汗发生了巨大变化，喀布尔人口激增，手机普及，交通拥堵，但缺乏交通信号灯等基础设施问题依然存在。阿富汗的“规则”复杂且不止一套，城市交通混乱但却很少发生碰撞，这反映了其社会和政治生活中的隐性规则。阿富汗人民渴望政府尊重传统价值观并减少干预，但统治者又必须寻求外部强权支持并暗中推行现代化，陷入双重困境。外国干涉削弱了傀儡政权的执政能力，也破坏了喀布尔的权威，导致地方割据和混乱。解决阿富汗文化内部矛盾，实现民族团结，需要外部势力公正立场，并确保阿富汗永久中立地位。作者希望阿富汗能成功将国内众多民族融合成一个凝聚力强的文化整体，成为全球多元文化融合的希望。
总结
《无规则游戏：阿富汗屡被中断的历史》是一部引人入胜的著作，它以阿富汗人的视角，细腻而深刻地剖析了这个国家两百多年来的风云变幻。安萨利凭借其卓越的叙事能力和对历史细节的把握，将复杂的阿富汗历史脉络清晰地呈现给读者，驳斥了“帝国坟场”的片面论断，转而揭示了外来入侵与内部矛盾交织如何塑造了阿富汗不屈的民族精神。
本书最突出的贡献在于其对阿富汗社会深层二元对立的揭示——以喀布尔为代表的城市现代化力量与以乡村为基础的传统保守势力之间的持续拉锯。无论是艾哈迈德·沙阿的建国，还是阿卜杜尔·拉赫曼的铁血统治，抑或阿曼努拉的激进改革，以及后来的穆萨希班王朝的谨慎西化，直至人民民主党的激进社会主义和塔利班的极端原教旨主义，都未能彻底解决这对矛盾。这种二元对立不仅影响了阿富汗的内政，也深刻左右了外部势力的干预结果。
作者对阿富汗社会文化细节的描绘也极具洞察力，从普什图瓦里的部落规范、乡村共和国的运作、到游牧民的生活、以及腐败如何植根于裙带关系和家族责任，都为读者理解阿富汗的“无规则”表象下的“规则”提供了钥匙。冷战期间美苏的渗透、苏联入侵的惨痛后果、“圣战”武装的崛起和内部倾轧、塔利班的极端统治、以及“9·11”事件后美国介入带来的重建困境与毒品腐败问题，都在书中得到了生动而全面的展现。
虽然书中个别观点（如对苏联埋设地雷的说法）可能值得商榷，但总体而言，本书为读者提供了一个理解阿富汗复杂历史、当下乱象和充满不确定性未来的清晰框架。作者在悲观中仍流露出对阿富汗未来的希望，特别是对矿业救国和文化融合的期许，使这部历史著作充满力量。对于任何关心阿富汗命运、希望突破一隅之见，看见一个新世界的读者来说，这都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必读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