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布亚新几内亚华人百年史(1880~1980)
吴燕和撰写，王维兰译述
《巴布亚新几内亚华人百年史(1880~1980)》一书，主要概述了巴布亚新几内亚华人社会的历史、人口分布、职业构成以及适应过程。资料详述了德属时期（1880-1914）和两次大战之间（1914-1942）华人移民如何从契约劳工和工匠逐渐转变为商业贸易阶层，强调了澳洲殖民政府的歧视性移民政策和种族隔离措施对华人发展的限制。作者通过对华人教育、职业选择和生活方式转变的分析，探讨了华人如何在殖民背景下通过适应和选择来改变自身社会经济地位的过程，并提及了华人以亲属关系和同乡组织应对外部环境的文化策略。此外，书中还探讨了白人社会对华人成功的反感与不安，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华人社会地位和职业范围的限制。
总论与前言：
本书由吴燕和撰写，王维兰译述，是“海外华人社会研究丛书”的第一辑第七号著作。作者采用人类学和历史学的双重方法，深入描绘了一个处于弱小地位的中国移民社会——巴布亚新几内亚（PNG）华人百年间的适应与发展历程。作者的研究目的在于将海外华人社会视为“中国文化的一个实验室”，观察其在非本土环境下的适应与发展。本书尤其强调了历史学方法，旨在追溯这个人口稀少、历史相对较短的华人社会的来龙去脉，并认为其发展史可作为许多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华人社会的“缩小模型”。
核心概念方面，作者以“适应”作为分析的理论框架，探讨华人如何利用传统的知识、价值观和社会组织模式在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中寻找生存机会。同时，许烺光在许序中强调，该书分析了处于弱势的中国劳工和工匠如何克服严峻的歧视与迫害，最终成为成功的商人，并指出华人适应环境最重要的一点是其独特的亲属制度。
第一章：导 论
本章介绍了巴布亚新几内亚华人社群的基本概况和研究背景。1971年，华人总数约三千人，在全国人口中占比极低，但他们在巴布亚新几内亚近百年的政治和经济发展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例如华裔陈仲民（Sir Julius Chan）曾于1980年出任巴国总理。
社会结构与文化特征： 华人社会虽然人数少，但在城市如摩瑞斯比港（Port
Moresby）等地形成聚居的商业社区，其发展与当地都市化进程紧密相关。
- 祖籍和方言： 超过九成的华人祖籍在广东，尤以四邑人（开平、台山、新会、恩平）为主，其次是客家人。
- 混血现象： 华人在历史上与当地土著、欧洲白人、马来人和菲律宾人等通婚，形成了混血人口。华裔身份的认同标准往往取决于其“中国化”的表现和商业成就，而非血统或外貌。
- 宗教与习俗变化： 传统中国宗教信仰组织在新几内亚几乎没有保留。大多数华人已皈依基督教，其中天主教徒占多数。年轻一代对中国历史地理知之甚少，生活方式、语言和价值观受到澳洲影响，甚至改用盘子、叉子和调羹吃饭，不再使用筷子。
- 职业转变： 华人职业多样，但绝大多数集中在零售商业经营上，即开办交易店。
第二章：新几内亚华人移民和聚落史
本章从历史维度阐述了华人移民和定居的历程，主要划分为三个时期：
1. 德属时期（1880~1914）： 德国殖民者曾在19世纪末试图引入数千名华工（“苦力”）开发种植园，但这批契约工多数因环境恶劣而死亡或返回原居地，不构成真正的移民开始。真正的华人移民潮始于1903年，由德国政府鼓励有技术的中匠和商人自由移民。这些自由移民多来自新加坡和香港，带来了木匠、厨师等技能。虽然华人受到白人公司的剥削，但他们通过勤奋工作，从事多种行业（收买椰干、船上工作等），并开始独自经商，在殖民时代后期已在商业上取得初步成功。
2. 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1914~1942）： 1914年澳洲军政府占领新几内亚后，针对华人的移民政策开始收紧，并于1921年托管地成立后正式停止华人移民。澳洲当局颁布法律，限制华人从事进出口和批发生意，禁止他们承租或购买土地，并实施种族隔离政策（在居住区、商业区、学校、社交场所等地）以保护白人的商业利益和维护阶级区分。尽管受到限制，华人仍是主要的工匠和小型交易商。华人社会领袖曾通过请愿书（如阿鲁易·阿昆于1924年的请愿）争取土地权、家庭团聚、教育和公民身份平等待遇。
3. 二次大战后（1945年之后）： 战时（1942-1945），华人在日军占领下被集中关押，遭受苦难。战后，华人依靠政府的战争赔偿金和自己的努力投入重建。在椰干和可可市场价格上涨的刺激下，华人的经济重心从工匠迅速转向商业。自1950年代起，他们将商业扩展到新几内亚其他地区，并在1958年获得澳洲公民身份后，开始向摩瑞斯比港等巴布亚地区迁移。
第三章：从华人移民眼中看移民和适应的過程
本章通过移民的自述和亲历，展现了华人移民新几内亚（被称为“南海的新金山”）的个人动机和适应能力。
移民动机与模式： 华人移民主要来自贫穷家庭，但并非穷到挨饿，而是出于对“成就动机”的追求，希望通过海外发财来提高自己和下一代的社会地位。移民模式主要是由先到的老移民（如陈乐、周英、阿谭伯）通过亲属关系招募家乡的兄弟叔侄前来。
个人适应能力： 移民们展现出极强的伸缩性和适应力，愿意做各种工作（厨师、船员、木匠、园丁、面点师），以求积累财富。他们善于利用各种机会赚钱，例如龙铭先生在船上当厨子时，通过倒卖啤酒、罐头牛肉和鸦片来增加收入。
社会组织与宗教适应： 华人社会建立了基于亲属、方言或行业的志願社團（会馆），如臺山会馆、广益会馆等，这些组织在移民初期充当互助和社交场所。此外，他们皈依基督教（天主教或福音教）作为一种适应策略，以获得教会的保护和援助，从而改善与白人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并利用教会支持的学校来解决子女的教育问题。
政治上的缄默： 面对殖民政府的限制和不平等待遇，大多数华人表面上保持“守法”的缄默态度，不以集体身份挑战政府。他们将精力集中于私下寻找逃脱限制的办法，比如贿赂白人充当商店的傀儡店主。
第四章：亲属制度与商业成功的关系
本章深入分析了华人商业成功与亲属制度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一个关键的理论转向：
商业发展与亲属制度的运用： 华人企业多从小型家庭企业起步，逐步扩大到批发、房地产业甚至轻工业的四阶段发展模式。早期的合伙生意（1930年代前）常基于继嗣制度（Descent System），即同宗同族的父系亲属关系，但这种合作往往因成员过度追求个人利益而失败或解散。
“亲属制度”的新策略： 战后，成功的华人企业开始倾向于运用亲属制度（Kinship System）的法则，强调以个人为中心向外延伸的亲属网络，并依据相互信任和经济利益来选择商业伙伴，而非仅限于父系宗族义务。
- 家庭企业模式： 联合家庭（如阿明父子有限公司）成为最主要的经济组织，其成年男性成员是股东，而妻子和儿媳妇则积极参与经营管理。
- 女性角色： 妇女（妻子、女儿、姻亲）在商业中占据重要地位，担任售货员、经理，甚至成为小型商店的经营者和合伙人。
- 金钱上的清算： 这种商业化的亲属关系带来了行为变化，即便是近亲之间，金钱往来也必须分毫不差，以维护商业运行的效率和信任。这种做法被华人视为克服当地土著企业失败（被亲戚“吃垮”）的重要因素。
第五章：社会政治组织
本章探讨了华人对政治结构的认知模式、他们的内部派系斗争以及战后的领导结构。
政治认知模式： 华人使用传统中国的政治概念（如称行政长官为“兵头”，地区长官为“县官”）来理解殖民地政府，他们将政治系统二分为“皇家”（指澳洲/殖民地体系）和“政府”（指中国国民政府体系），认为普通百姓不应参与政治，应听从“皇家”管理。
甲必丹范式与派系斗争： 华人领袖采用“甲必丹范式”（Kapitan），集三重角色于一身：华人当地领袖、殖民政府中人和中国政府中人。华人社会内部存在两大政治派系，主要围绕宗教信仰（天主教派 vs. 非天主教/福音教派）和政治组织（华人协会 vs. 国民党）展开竞争。这种竞争甚至延伸到两派支持的华人学校之间。
领导结构： 领导层分为最高领袖（幕后操纵者）、名位领袖（主席等最高头衔）和执行领袖（实际管理社团事务的人）。领导权通常掌握在少数富有的商业家族手中，财富是成为领袖最重要的条件。
独立前夕的危机： 巴布亚新几内亚即将独立，给华人带来了政治认同危机。殖民政府的“皇家”地位即将被土著取代，颠覆了华人的传统认知模式，使他们感到前途未卜、脆弱无依。
第六章：政治局势的演变和华人的难关
本章集中分析巴布亚新几内亚走向自主和独立（1973-1975）期间，华人社会面临的重大危机和应对措施。
与土著关系恶化： 华人成功融入殖民地经济，取得了“白人”的社会地位，这导致他们与土著之间的社会隔离加深，关系疏远。土著开始将华人视为殖民体制下的剥削者，嫉妒华人的财富和商业成就。独立前夕，针对华人的挑衅、威胁和抢劫谣言四起，加剧了华人的恐惧。
逃亡潮与应对： 由于恐惧和不安全感，大批华人开始制定“南下渡假”计划，将妻儿送往澳洲，导致1973年底亚包一些商店暂时歇业。华人群体随后采取了一系列补救行动，包括：
- 公共关系： 华人领袖呼吁对外掩盖恐惧，并积极组织慈善募捐活动，以改善与土著之间的关系。
- 政治参与： 年轻一代华人开始参政，支持华裔领导的政党（如陈仲民的人民进步党），将其视为一种“政治保险”。
- 职业转型： 许多华人开始为将来移居澳洲做准备，鼓励子女学习一技之长（如机械师、电工、簿记），以便在澳洲从匠人起家。
国籍困境： 最大的困境是独立后必须在澳洲国籍和巴布亚新几内亚国籍之间做出选择。华人担心放弃澳洲籍后，在新的国家中将缺乏安全保障，因为他们认为“只有皮肤的颜色才算数”。随着国民党主席病逝、舞狮活动取消，国民党组织在1974年初被“太平俱乐部”取代，象征着旧有的“海外华侨”时代的终结。
第七章：結 論
本章总结了华人适应的百年历程，认为华人最终仍停留在一种明显的“华侨”（而非“土生”）社会。尽管语言和生活方式有所改变，但他们在亲属制度、家庭网络、职业选择和政治结构等方面保持了高度的中国特性。
核心悖论： 华人在殖民地制度下的商业成功和较高的社会地位，在国家独立转型的关键时刻反而成为了不利的“缺憾”，加剧了土著的嫉妒和敌意。
安全感的追求： 华人在独立前夕对安全的追求，促使他们将财富转化为澳洲的房产和投资。金钱和财富成为了他们最终安全感的保证，这反过来又使得他们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更加依赖商业，而进一步招致了敌意。
总结而言，本书通过对巴布亚新几内亚华人社会的深入分析，揭示了海外华人社会即使在人口稀少的情况下，仍能保持其独特的政治结构和文化特征，并通过灵活运用亲属关系（从继嗣制度转向亲属制度）在商业上取得成功，但这种“过客”的身份和经济上的突出地位，使他们在殖民统治结束后仍面临着无保障的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