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的合并与分离研究：1945-1965》
庞卫东
《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的合并与分离研究：1945-1965》的作者为庞卫东，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1979年出版。这部著作探讨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在1945年至1965年间，从殖民地向独立国家过渡期间经历的分离、合并及再次分离的复杂政治重组过程。书中主要考察了英属马来亚的政治结构、经济发展以及多元族群社会的形成，并基于历史学、民族学和政治学理论，分析了非殖民化、民族主义和族群矛盾等因素如何影响了新马分合。作者特别强调了对“种族”、“族群”和“民族”等核心概念的界定，旨在对这一敏感历史时期做出客观和公正的评价。
绪论
绪论部分界定了本书的研究范围、意义、核心概念、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并回顾了相关文献。
研究意义与核心问题： 1945年至1965年是新马从殖民地向独立国家转变、族群关系格局形成、以及当代双边关系奠定的关键时期。本书旨在探究新加坡为何加入马来亚以实现独立，为何合并不到两年即退出，以及新马为何能以和平方式完成合并与分离。研究有助于理解两国历史、妥善处理中新、中马关系，并为殖民地向现代化国家转型和构建高效治理体系提供经验教训。
核心概念与理论： 讨论了“种族”、“族群”、“民族”及“民族主义”等概念的复杂性，并指出在论述新马华人与马来人关系时倾向于使用“族群”概念，因其强调文化属性而非生物性或政治属性。理论方面引入了“非殖民化”概念，分析了殖民宗主国主动撤退论、政治模式扩散论和新殖民主义论，并强调殖民地人民的斗争和宗主国的反应是“非殖民化”的两个方面。此外，探讨了新马政体运行机制与特点，指出其是一种结合了议会民主制与威权控制的独特体制。
研究方法与创新： 主要采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包括文献对比考证法、个案分析法（如新马合并谈判、秘密分离谈判）和田野调查法。本书的创新之处在于，广泛搜集利用了新马及英国的相关英文档案文献，并运用扎实的史料对推动新马分合的主要因素、英国的作用以及分家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力求形成客观公正的评价。
第一章 1945年以前的马来亚社会
本章详细考察了英国在马来亚的殖民统治历史、政治结构、经济发展、移民互动以及民族主义的兴起，为理解战后新马的合并与分离奠定了历史背景。
英属马来亚社会结构： 英国自1786年占领槟榔屿始，至1914年控制了整个马来半岛。英属马来亚形成了复杂的三元政治结构：皇家直辖殖民地“海峡殖民地”（新加坡、槟榔屿、马六甲）、中央集权的“马来联邦”（霹雳、雪兰莪、森美兰、彭亨）和相对自治的“马来属邦”。尽管体制不同，但最终权力均掌握在英国手中。
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 英国殖民统治刺激了锡矿业和种植业的迅速发展，吸引了大量中国和印度移民涌入。这种移民潮改变了马来亚社会单一的族群结构，形成了多元、但非融合型的社会，各族群间保持经济、文化和习俗的差异，缺乏充分交流与沟通，为后来的族群矛盾埋下隐患。
民族主义兴起： 马来亚三大族群分别产生了民族主义。马来民族主义起源于英国殖民统治、外来移民冲击和伊斯兰教复兴运动，表现为内向型，主要关注本土政治。华侨民族主义和印度人民族主义则带有外向型特征，与母国政治发展紧密联系。战前的民族主义运动未能跨越族群藩篱，发展成凝聚各族群的共同力量。
日本占领时期： 日本占领（1942-1945）结束了英国的旧秩序。日本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推行对华人（抗日）的残酷镇压和对马来精英的拉拢利用。这种政策使华巫两族从互相隔离转为直接对抗，族群矛盾明朗化和尖锐化，成为新马族群关系的重要转折点。
第二章 战后初期新马的政治发展进程
本章回顾了战后英国在马来亚推行的宪制改革，从“马来亚联邦”计划的夭折到“马来亚联合邦”的成立，以及马来亚最终实现独立和新加坡实现自治的复杂过程。
马来亚的独立进程：
- 马来亚联邦计划（1946）： 英国因战败被批、受美国压力，提出集中权力、授予非马来人广泛公民权的联邦计划。该计划因剥夺苏丹权力并威胁马来人的“特殊地位”，遭到马来社区的强烈反对（巫统成立），最终夭折。
- 马来亚联合邦成立（1948）： 英国向马来人妥协，成立联合邦，恢复苏丹权力并收紧公民权标准，但此举遭到华人社会反对。
- 紧急状态与政治改革： “紧急状态”下（1948），马共转入地下武装对抗。政府在镇压马共的同时推进政治改革，促成了华巫两大族群政党（马华公会、巫统）的合作，形成“联盟”。
- 走向独立： 联盟在1955年大选中获胜，东姑拉曼出任首席部长。经过与英国的多次谈判（如李特宪制），马来亚联合邦最终于1957年8月31日宣布独立。华人社会因缺乏团结和政治筹码，在制宪中处于劣势。
新加坡的自治进程：
- 初期改革： 战后新加坡政局动荡，英国通过《林德宪制》（1954）扩大民选议员比例，加速权力转移。
- 人民行动党成立（1954）： 由英籍教育背景的精英和亲共左翼分子联合创立，具有广泛群众基础和合法地位。
- 自治邦的诞生： 1955年劳工阵线组阁（马绍尔），但其要求完全独立的谈判失败。1957年，林有福领导的政府通过谈判，达成了内部自治的协议。英国仍保留外交、国防和内部安全控制权。1959年大选，人民行动党获得压倒性胜利，李光耀出任首任总理，新加坡自治邦成立。
第三章 为合并而奋斗
本章是新马关系的核心，详细描述了从1946年分治到1963年马来西亚联邦成立期间，新马各方力量为合并所做的努力、东姑拉曼提出“马来西亚计划”的转折，以及新加坡和北婆罗洲各邦在合并过程中的斗争。
合并的早期努力： 尽管新马在经济、政治上保持密切联系，但1946年至1961年间，合并努力因英国和巫统的反对、以及各方对合并成本和方式的歧见而失败。到1950年代末，随着新加坡左翼势力增强和经济发展受限，合并对新加坡而言变得愈发紧迫。
“马来西亚计划”出台： 1961年5月，东姑拉曼突然提议成立包括新、马、沙巴、沙捞越、文莱在内的“马来西亚联邦”。东姑态度转变的核心动机是国家安全：担心新加坡一旦独立，政权落入左翼手中，成为“东南亚的以色列”。同时，将北婆罗洲土著纳入联邦，可以抵消新加坡华人的人口优势，确保马来人在政治上的主导地位。
新加坡的斗争与分裂： 合并问题立即导致人民行动党内部的温和派与亲共激进派公开决裂，激进派组建了社会主义阵线（社阵）。人民行动党政府力推合并，并通过李光耀的系列广播演讲，争取公众支持。1962年全民公投，人民行动党提出的合并方案（白皮书）以71%的得票率获得通过。随后，新加坡与联合邦政府合作实施“冷藏行动”，逮捕了社阵主要领导人，扫清了合并的政治障碍。
北婆罗洲的态度与文莱退出： 沙巴和沙捞越最初反对合并，担心被马来亚吞并或失去自治权。经过马来西亚团结咨询委员会和柯波特调查委员会的工作，以及联邦政府对两州利益的保障（如增加国会席位、保障内部自治），两州转而支持合并。然而，文莱苏丹因石油收益分配和苏丹位次等问题与联合邦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加上国内人民党政变的平息消除了其安全顾虑，最终拒绝加入马来西亚。
第四章 从合并到分离
本章记述了马来西亚联邦成立后，新加坡与吉隆坡之间迅速爆发的冲突，双方关系从磨合期走向全面破裂，最终导致新加坡被迫退出联邦。
早期的磨合与冲突（1963.9-1964.3）： 马来西亚成立不久，新加坡即举行大选，人民行动党大胜，击溃了反对党（社阵和新加坡联盟），巩固了自身权力。行动党试图取代马华公会，直接与巫统合作，但遭到巫统领导层和马华的激烈反对。巫统领导人对行动党的政治野心和在马来选区获胜深感不安。
新马冲突：第一回合的较量（1964.3-1964.10）：
- 1964年马来西亚大选： 行动党违背承诺，参选马来亚本土的国会议席，意图挫败马华公会并向全国扩展影响力。此举被联盟视为背叛，导致双方关系急剧恶化。行动党惨败（仅获一席），但其挑战改变了联盟的政治格局。
- 族群骚乱： 1964年7月和9月，新加坡发生两次严重的华巫族群骚乱。骚乱的爆发与巫统极端分子煽动族群情绪及行动党与联盟的政治斗争密切相关。骚乱不仅破坏了社会稳定，也使行动党与巫统的关系彻底破裂。
走向分离（1964.11-1965.8）：
- 经济矛盾全面爆发： 双方在财政预算、税收分配（如陈修信提出的营业税）、共同市场建立的拖延以及纺织品输英配额等问题上争吵不休，经济合作完全失败。经济争端演变为政治斗争，行动党公开挑战中央权威。
- 马来西亚团结大会： 行动党联合马来亚、沙巴和沙捞越的反对党组建马来西亚团结大会（MSC），公开提出“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口号，直接挑战巫统的族群政治基础和马来人特权。
- 分离决策： 联盟领导人（特别是东姑）意识到，武力镇压行动党风险巨大（可能引发全面族群冲突和印尼渔利），而政治妥协（分权方案）又无法消除行动党的政治威胁。东姑最终决定，分离是维护马来西亚长期安全和马来政治主导地位的唯一途径。分离谈判在高度秘密下进行，最终于1965年8月9日，新马分离议案在国会迅速通过，新加坡被迫独立。
第五章 关于新马合并与分离问题的几点思考
本章对新马分家的深层原因、英国在其中的作用以及分离产生的后续影响进行了系统性思考和总结。
新马分家的深层原因：
- 族群因素： 族群矛盾是新马社会痼疾，尤其在合并期间，它沦为行动党与联盟权力斗争的工具，加剧了社会不稳定，但并非是导致分离的唯一因素。
- 经济因素： 经济合作失败（共同市场落空）、对抗政策带来的高昂机会成本（印尼对抗）以及财政争执，使合并在经济上失去意义。
- 政治因素（决定性）： 根本原因在于行动党（组织严密、世俗、非族群社会主义）与联盟（松散、保守、马来族群政治）在国家权力分配和意识形态上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行动党试图在全国范围内扩展势力，挑战马来人政治霸权，迫使巫统最终选择将其逐出联邦。
英国在马来西亚建立与分裂中的角色： 英国最初支持“马来西亚计划”以实现非殖民化目标，并利用新马的共同利益来推进合并。在联邦成立和巩固过程中，英国提供了重要的军事和外交支持（对抗印尼）。然而，在分家问题上，英国是反对分离的，但最终不得不接受分离的既成事实，因为这是避免新马爆发内战的唯一途径。
新马分家的影响：
- 族群关系： 分离后两国族群人口结构平衡被打破。新加坡采取积极的社会经济政策（如免费教育、组屋杂居政策）促进马来族群融入。马来西亚则在1969年“五一三事件”后，推行“新经济政策”，强化马来人特殊地位，重组社会财富，加剧了族群矛盾的政治化。
- 双边关系： 遗留了白礁主权、供水、火车站搬迁等一系列难以解决的争端。新马关系长期处于“晴时多云偶阵雨”的微妙状态，相互竞争与依存并存，影响了东盟的团结和一体化进程。
再合并的希望： 尽管新马关系复杂，但再次合并的可能性被普遍认为渺茫，这更多被视为一种政治表态或唤醒危机意识的“廉价政治伎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