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 第32卷（总第185期）
19世纪后期中国内地有关星马的知识来源——以〈申报〉为例》
宋燕鹏、陈爱梅
《19世纪后期中国内地有关星马的知识来源——以〈申报〉为例》梳理了 19 世纪末期中国内地读者通过《申报》获取有关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统称“星马”）知识的四种主要来源，以及这些信息如何构建了当时的“星马想象”。
论文概述及背景
这篇论文主要以 《申报》 从 1872 年创刊至 1900 年有关星马的记录为研究对象，旨在补充和回应星马的历史事件，并描绘当时文人眼中的星马形象。
研究指出，研究南海国家（今日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华人比率最高，华文教育最完善）的历史，中国的文献记载提供了“他者”的视角。然而，目前尚未见专以《申报》论述星马的论著。文章定义的“星马”包括了海峡殖民地（新加坡、马六甲、槟城）、马来联邦和马来属邦这三个部分。
论文摘要总结道，19 世纪后期中国内地有关星马的知识来源主要有四种：回国人士的口述、转载其他报纸新闻、来自星马地区的论述，以及来自厦门的星马讯息。在《申报》创刊前，中国内地对星马的认知通常停留在相对浅显、模糊的阶段。
一、 回国人士的口述
直接询问从星马归来的人士，是当时中国内地获取星马知识最便捷、最普通的途径。
1. 对槟榔屿和生活环境的描写
- 《申报》曾于 1872 年采访一位从槟榔屿归来的“客”，客人口述了航海的艰难，并描绘了槟榔屿的情况。
- 地理描述方面，这位“客”称槟榔屿“地邻亚细亚洲，东西南三面濒海，其北与暹罗接壤”，但作者推断这可能包含了与槟榔屿隔海相望的 威斯利省 (Province Wellesley)，反映了当时人们对该地区的认知可能存在模糊性或错误描述。
- 当地风土人情：“士民醇朴，土物繁庶，多闽广人贸迁于此”。这一描述是准确的，因为早期南来槟榔屿的华人主要来自福建和广东，且是当地最大的两个方言群。
- 气候与物产：当地“常热，虽严冬只御单夹之衣”；土产有槟榔、椰子、波罗、胡椒等热带经济作物。
2. 对华侨社会和领袖的认知
- 通过采访常年往返南洋的“八闽舵工”（福建船工），《申报》得知所至各岛均有闽粤之人流寓，且已成家立业，“或一传数传，甚至有传十余世”。
- 报道真实记录了重要的华侨领袖（客长），如新加坡的陈金钟（米商、暹罗总领事）和佘有进（种植胡椒甘蜜第一人），以及马六甲的陈明水（青云亭亭主）。
3. 对南洋吸引力与移民艰难的描述
- 《申报》一方面描绘了南洋的吸引力，比如有传言暹逻国发现绿色宝石，导致槟榔屿的居民“闻之若狂皆纷纷投入”。
- 另一方面，也记录了移民的艰难困苦。在中国境内，客人在出海时面临海关人员的“勒索银两”。
- 在星马，华工被估俚馆（佣工馆）欺骗，被迫签订合同，从事苦工（估俚，即 coolie），并面临“乡民初至…举目无亲”的困境。
- 鸦片问题：华工在南洋的生活状况中，吸食鸦片（阿芙蓉）的恶习非常普遍，导致华工在南洋的生活困顿，甚至无法“饱餐一顿”。当时吸食鸦片的华工比例很高，给马来亚带来了丰厚的税收，也导致了真空教（戒鸦片教）的兴起。
总体而言，《申报》对回国人士的转述普遍具有可信度，并流露出知识分子对华工境遇的人文关怀。
二、 转载其他报纸新闻
由于当时新闻线索和获取手段有限，《申报》会转载其他报纸有关星马的新闻，主要来自香港的《循环日报》。
1. 转载情况与重要性
- 《循环日报》的创办人兼主编是王韬，该报靠近星马，新闻内容更为翔实，成为《申报》主要转载的中文报纸。
- 《申报》对《循环日报》的转载在 1874 年至 1880 年为主要时期。
2. 《士地列士地名考》的特色
- 1880 年《申报》转载的 《士地列士地名考》 较早且简明扼要地介绍了马来半岛英国殖民统治的情况。
- “士地列士”是海峡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s）的音译，包括新嘉坡、庇能（槟城）、威里士厘（威斯利省）和麻六甲四个部分。
该文的特点包括：
- 采用官方资料：它引用了英殖民政府 1871 年的人口调查官方数据。
-
资讯缓慢：文章在 1880 年转刊时，所提到的新加坡总督罗弼臣（Sir. William
Cleaver Francis Robinson）在 1879 年 2 月就已经离任，反映了信息更新的滞后性。 - 清朝视角理解西方制度：文章称新加坡的开埠者史丹福·莱佛士（士担活喇富路）为“总兵官”，并被封赐了清朝特有的民族封号 “巴图鲁”。这反映出内地在了解星马时，偶尔会使用自己可以理解的词汇和制度来探索外面的世界。
三、 来自星马地区的论述
清政府对星马地区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始于外交使节的经历和记录。
1. 领事制度的建立
- 星马领事始于 1877 年，首任新加坡领事是土生华人胡璇泽。
- 1882 年，清政府正式任命毕业于同文馆的 左秉隆 为领事。他任内纠正积弊，设立义塾，受到华民和各国官员的敬佩。
2. 对新加坡战略地位的深刻认识
- 1882 年《申报》头版刊载了一篇未署名的论述（应从新加坡寄回），鲜明地提出了新加坡的地理战略重要性。
- 文章指出，新加坡与苏门答腊形成了 “扃键之形”（关键门户），是欧洲人西来必经之路，也是中国西达印度洋、北历欧洲诸国的“必出之路”。
- 文章深刻指出，该地属于他国，“大有托人宇下之慨，殊非所宜”，反映了交通上受制于人的忧虑。
3. 总领事黄遵宪的到任与保护华民
- 鉴于星马华人众多，清政府在 1891 年决定将新加坡领事升为 总领事，并兼管槟榔屿、马六甲等处，由 黄遵宪 担任。
- 黄遵宪到任后发布的公告被《申报》全文转录。公告详细列举了总领事管辖的地区，包括海峡殖民地（海门属部）的麻六甲、槟榔屿岛、丹定斯群岛、威利司雷省、科科斯群岛，以及英国保护邦（如白蜡/霹雳州，硕兰莪/雪兰莪，芙蓉/森美兰）。
- 黄遵宪的公告肯定了华商在当地定居“二三百年”，“衣冠制度不忘故土”，并且经常 “捐赈款” 支援内地灾情。
- 正是基于黄遵宪等人的长期调查和汇报，清政府才在光绪十九年（1893 年）出台了豁免华侨流寓海外无法回原籍的政策。
四、 来自厦门的星马讯息
厦门作为重要的通商口岸和华侨祖籍地，汇聚了南下星马的华侨和北上的商人，提供了《申报》有关星马知识的又一重要来源。
1. 华侨的流动与船运信息
- 下南洋的福建人主要是闽南人（漳州、泉州、永春、龙岩等地）。
- 《申报》报道了当时厦门开往新加坡、槟榔屿的船票价格因船只减少而大涨的情况，反映了华侨出洋的规模和动态。
2. 土生华人与商业活动
- 厦门有星马的土生华人回到当地做生意。这些人被称为 “妈妈”（即 “峇峇”，Baba），他们虽然保持中国衣冠，但多已 “入英国籍”。
- 这些峇峇因通晓英文和方言，在厦门开设洋行，但其中一些人利用“洋行之名”进行走私贸易，引起了官方的注意和打击。
- 新闻也证实了星马的大家族（如槟榔屿邱氏龙山堂的“丘”姓）在南洋发迹后，又回到祖籍地进行商业活动。
3. 祖籍地的联系与捐赠
- 星马华侨与祖籍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不仅经常返回，还对家乡的神庙祠堂进行巨额捐赠。
- 例如，粤籍陈姓在厦门建造“陈姓祖祠”，向南洋各海口（包括星马）募集了数万元捐款。
- 槟榔屿的“新江邱龙山堂”曾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 年）为厦门青礁慈济东宫捐赠了数额居首的巨款，连已故的著名侨领陈金钟的名字和头衔也刻在功德碑上。
结论
这四种知识来源共同构建了 19 世纪后期远离南洋的中国内地读者心中的 “星马想象”。
- 知识传播对象：《申报》的发行区域有限，因此这些信息主要影响了能够买报纸阅读的 有文化的知识阶层。
- 知识演变：早期（如魏源的《海国图志》）对星马的记载并不深入。随着近代沿海口岸的开埠、清朝使节的出访，特别是新加坡总领事和槟榔屿副领事的设立，国人对星马的了解越来越接近真实。这些讯息通过《申报》等媒体的传播，使得内地的异域想象也越来越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