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社会的蜕变
赖观福
星洲日报55年（1929-1984）
这赖观福的《华人社会的蜕变》，主要探讨了海外华人社会从早期移民到成为马来西亚公民的演变历程。文章追溯了华人移民因贫困和政治动荡被迫离乡的时代背景，并分析了他们在海外早期以金钱财富为核心的价值观和缺乏精神追求的状况。作者详细描述了殖民地政府对华人移民的态度以及帮派思想的产生，并阐述了中国政治革命和教育运动对华人社会觉醒的深远影响。此外，文本也分析了马来西亚独立后，华人社会在政治、教育和族群认同上面临的分裂与困境，最后强调了华人社会需要通过重新审视固有文化、提升社会正义和追求人性尊严来应对挑战。
赖观福先生对马来西亚华人社会演变历程的深刻分析。文章追溯了从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80年代，华人社会从以求生存和财富为首要目标的移民社群，转变为一个在政治、教育和文化认同上经历深刻分裂与困惑的公民群体的过程。
核心观点指出，早期华人移民因贫困和对财富的渴望，形成了重经济、轻政治、精神生活贫乏的价值观。在英国殖民统治下，这种心态被“分而治之”的政策所利用，形成了以地缘为基础的“帮派思想”。20世纪初，中国政局的动荡深刻影响了本地华人，激发了民族意识的觉醒和现代教育的发展，尤其在抗日战争时期达到顶峰。
独立后，华人社会因“无知的自大与传统的优越感”在政治上屡犯错误，并因教育背景（华文与英文）、政治立场（左翼与右翼、执政党与反对党）而持续分裂。作者严厉批评华人政治领袖普遍缺乏长远方案，仅作技术性反应，导致华人的政治困境二十年未有改善。同时，整个社会弥漫的“市侩气氛”和“投机主义”也扼杀了社会正义，使得有抱负的领袖难以立足。
最终，作者提出华人社会的出路在于文化寻根。他主张必须批判性地继承中华文化的精华，并将其与西方的科学、民主、法治精神相结合，以重塑一个有强大生命意志和共同命运感的社群。奋斗的目标不仅是经济和政治的平等，更是为了子孙后代“人性的尊严”，因为“生存诚可贵，尊严价更高”。
1. 早期移民的动因与价值观
1.1. 飘洋过海的背景
- 时代背景：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清廷国势日衰，而欧洲列强对华施加巨大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压力。
- 移民原因：中国南方各省人口过多，许多贫苦农民因饥寒所迫，放弃“安土重迁”的观念，远赴海外寻求生存与温饱。
1.2. 移民的特征与核心价值观
- 出身与教育：绝大多数移民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知识教育水平极低。
- 共同梦想：攫取财富，期望有朝一日能够“腰缠万贯，荣归故里，光宗耀祖”。
- 价值观：由于身处异乡，失去了“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路径，财富成为他们共同的价值标准。在现实的煎熬下，他们深感金钱之重要，形成了“万般皆下品，惟有钱最好”的心态。
- 精神状态：对文化、教育和艺术兴趣不大，导致精神境界贫乏，传统文化中的高尚理想逐渐疏远甚至失落。
2. 殖民统治下的顺民时代
2.1. 殖民政府的心态
- 统治目的：英国殖民政府的主要目标是攫取资源和开拓市场，以倾销其制成品。
- 对华移民政策：华籍移民的“刻苦耐劳”正符合殖民政府开发资源的需求，因此对其大开方便之门。这并非出于偏爱，而是纯粹为了殖民者自身的利益。
2.2. 顺民要求与帮派思想
- 殖民政府的期望：英国政府期望华籍移民做到三点：
- 提供生产力，协助开发资源。
- 对本地政治不闻不问，最好连中国的政治演变也不要理会。
- 遵守法律，一心做“顺民”。
- 帮派思想的产生：
- 早期移民对国家民族概念淡漠，但对“乡梓情谊”感受至深。
- 基于地缘关系组成的同乡会提供了强烈的归属感、语言相通的乐趣以及守望相助的福利。
- 这种基于地缘的认同感催生了“帮派思想”，各帮派各自为政，恰好符合了英国“分而治之”的政策。
3. 政治浪潮与意识觉醒
3.1. 早期华人教育
- 初始阶段：最早的教育设施如1884年叶亚来在吉隆坡开设的“唐文义学”，课程仅限于《三字经》、《千字文》，目的是培养识字、写信和记账能力，对社会影响甚微。
- 新式学校：1900年，清廷领事张弼士在槟城创办的“中华学堂”是有新式规范的学校，对后来的教育发展起到了示范作用。
3.2. 中国政治革命的影响
- 政治启蒙：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派与孙中山的革命党人先后来到南洋，为争取华侨支持而展开论战。他们不仅推动政治运动，也大力兴办文化教育事业。
- 深远影响：尤其是孙中山派的革命党人，创办了许多书报社和学校，对华人社会的政治意识与教育运动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 语言统一运动：1918年蔡元培等人推动以北京话为标准音，在“五四运动”后，大批三江人士南来从事教育工作，极大地推动了华语作为本地华人社会共同语言的进程。
3.3. 抗日战争与民族意识高涨
- 历史事件：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中国全面抗战。
- 社会效应：这一事件在海外侨民社会中产生巨大震荡，抗日浪潮席卷华人社会每一个角落，使民族意识空前高涨。
- 社会整合：高涨的民族意识冲淡了原有的“帮距思想”，增强了华人社会的内部凝聚力。当时，这股民族意识的兴起曾一度引起马来社会的恐惧，但随着华人社会从“侨民社会”转变为“华裔马来西亚公民社会”，这种恐惧也随之消失。
4. 战后分裂与独立困境
4.1. 日治时代与战后分裂
- 日治时期：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军事当局将华人视为仇敌，大肆杀戮。在此期间，华人社会中的左派势力在抗日情绪中迅速崛起。
- 战后分裂：1945年日本投降后，本地华人社会也因政治主义分裂为左右两翼。
- 左翼：于1948年展开武装斗争。
- 右翼：在英殖民地政府下与马来民族主义者合作，循宪制途径争取独立。
4.2. 英语教育群体的疏离
在英殖民地时期，受英文教育的华人在政府行政系统中觅得职位，思想上逐渐与华人社会疏远，转而认同英国殖民政府与英国文化。
4.3. 独立后的政治失误与觉醒
- 独立初期：1957年，右翼华人政党与马来民族主义政党合作赢得独立。然而，华人社会初期基于“无知的自大与传统的优越感”，在政治上轻视对手，犯下一连串错误，导致自身陷入困境，心态从优越感转为不安、困惘与恐惧。
- “五一三事件”的冲击：1969年的种族冲突，如滔天巨浪将华人社会“从梦中惊醒”，使其深刻认识到“顺民时代”已经过去，作为公民必须争取政治权力。然而，这种觉醒发生在政治压力最大的时刻，形成了事与愿违的困境。
5. 当代华人社会的内在分裂与政治失灵
5.1. 社会分裂的根源
作者指出，当代华人社会的分裂因素已从早期的帮派思想演变为更为复杂的结构性问题：
- 政治立场分裂：分为左右两翼。
- 教育背景分裂：分为受英文教育和受中文教育两大阵营。
- 政治参与分裂：遵循宪制民主的政党又分为参与执政的一派和作为反对党的一派，而执政的华基政党内部又存在分裂。
5.2. 华人政治的通病
- 缺乏深度思考：各华基政党及其领袖的通病是“竞相高喊各自的政治药方”，以争取支持，但“却没有坐下来做长思考，仔细窥探华人社会的病情”，因此药方难以奏效。
- 短视与被动：政治领袖通常只对政府措施做出“技术上的反应”，而没有提出一个长期的政治方案。
- 内耗与恶性循环：各政党在政争中相互争夺，对华人社会在政治选择上的恶性循环视若无睹或无能为力。
- 停滞的困境：过去二十年，无论是执政的华人政党还是反对党获得更多议席，华人的政治困境“还是依然故我，乏善可陈”。
6. 华人社会的通病与反思
作者认为，华人今日的困境，除了政党社团领袖的责任外，华人社会本身也难辞其咎。
- 社会风气：“一个市侩气氛很重，投机主义很浓的华人社会，戕害了社会正义。”
- 领袖的培养：一个没有社会正义的社会，自然不能培养出有正义感的领袖。即使有抱负的领袖挺身而出，也会因为缺乏社会正义的支撑，在遭遇排挤和打击时“惨遭没顶”。
- 结论：这被视为华人社会的“重大病情之一”，也是其不幸的根源。
7. 未来之路：文化寻根与尊严之争
7.1. 对“五四运动”的反思
作者认为“五四运动”虽是觉醒运动，但也存在“浪漫”与绝对化的缺陷，即倾向于全盘否定旧文化，并在接受西方思想（如科学、民主）时，容易产生绝对化的想法，排斥其他思想。
7.2. 迈向未来的方案
- 文化整合：在尊崇科学、民主、法治的同时，必须以批判和客观的态度重新探讨诸子百家的思想，“存其精华，去其糟粕”。
- 精神重塑：将固有文化中的精华与西方的科学、民主、法治衔接起来，吸取两者优点以健壮精神领域。作者强调：“一个与自己文化断了根的民族，是很难保持强韧的生命意志，与无畏的奋斗精神。”
- 凝聚共识：通过对固有文化的重新认识，产生一种凝聚力和共同的命运感，并以“自期、自许、自重、自强”的新精神，与其他族群共同奋斗。
- 终极目标：奋斗的目标不只是争取经济和政治的平等，更要为子孙后代的“人性尊严”而奋斗。因为传统思想的核心是肯定人性的尊严与生命的价值，而这必须建立在各民族平等的基础上。
正如作者在文末所强调的：
生存诚可贵，尊严价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