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元章藏书0123
《教育的治理》Government of Education
《教育的治理》一书主要探讨了英国教育系统的历史、治理和行政管理。文章首先关注 “十一加”考试在中学分配中引起的公众不满 ，指出这种不满不同于以往，主要来自关心子女教育的家长。随后，文本考察了教育权力在中央政府（部长）和地方当局之间的分配，特别是1944年《教育法》赋予教育部长几乎绝对权力后，国家在教育治理中的主导地位。此外，文章还追溯了教育控制权的演变，从古希腊、罗马到中世纪教会，再到宗教改革后的民族国家对教育的塑造，并详细阐述了英国历史上，尤其是19世纪和20世纪，围绕宗教和政治冲突形成的教育立法和妥协。最后，文本探讨了高等教育不断变化的格局，包括对精英教育的争论、大学治理结构以及社会和经济因素（如战争、社会流动性）对教育政策和行政管理的影响。
本书名为《教育的治理》（Government of Education），作者是 W. O. 莱斯特·史密斯 (W. O. Lester Smith)，于 1965 年首次出版。史密斯先生在牛津大学默顿学院接受教育，曾任沃里克郡和兰开夏郡的助理教育官员，并在埃塞克斯担任了七年的首席教育官，在曼彻斯特担任了十八年的首席教育官。他曾担任英国协会教育部门、教育理事和秘书协会、教师学院以及学校图书馆协会的主席。从 1949 年到 1953 年，他曾是伦敦大学教育社会学教授。他的著作包括《学校属于谁？》、《教育对社会的影响》、《英国教育》、《英格兰义务教育》以及《教育：入门导论》。
本书旨在探讨教育治理和行政管理，特别关注在战后社会变革中，公众对教育决策和系统结构提出的疑问。
第 1 章：谁应该治理教育？(Who Should Govern
Education?)
本章着重探讨了公众对教育治理的兴趣日益增长的原因，并提出了教育决策权的归属问题。
- 公众关注的焦点 由于社会革命的推动，以及父母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他们对学校条件和影响子女教育的决定提出了更多质疑和不满。
- “十一加”的争议 历史上，没有哪项教育管理议题能像对 “十一加“（将学生分配到中学）的争论那样引发如此多的不满。这种敌意通常源于对孩子教育前景深切关注的失望父母，他们认为制度不公，因为文法学校（或综合学校的文法班）是社会和经济进步的关键。这种争论极大地激发了公众对教育行政的兴趣。
- 权力中心与伙伴关系 确定教育决策的责任人往往很困难，可能涉及中央部门（Curzon Street）、郡或市政厅、学校董事或校长。1944 年《教育法》赋予了 教育部长 几乎绝对的权力，旨在促进全国教育水平的公平一致。尽管如此，中央和地方教育机构的关系仍被描述为一种“伙伴关系”，尽管教育部（Ministry）是 “主导伙伴”。
- 新兴力量与财政挑战 教育治理体系的变革似乎不可避免，因为教育日益成为全国性辩论的话题，教师和家长也要求更多的发言权。此外，地方政府改革（如皇家委员会的提案）和高等教育改革（如罗宾斯委员会的提案）也在推动变革。教育经费逐年增加，预计十年内将翻倍。从按比例拨款改为总括拨款的做法，引发了教育界对教育拨款可能受损的担忧。许多人认为地方税（Rates）是一种不公平的税收形式。教育部自身倾向于维持地方教育机构的财政贡献，以维护其独立性和“伙伴关系”的本质。
- 利益相关方 传统的教育权力拥有者是 国家 和 教会。例如，普鲁士和日本利用国家控制的教育系统来实现民族复兴和工业军事发展。在英国，通过 1944 年法案改革的 “双重系统”（Dual System）得以延续，自愿学校获得更多国家资助，但需接受更多国家控制。其他利益相关方包括 教师、家长（通过家长–教师协会）以及 地方社区。
第 2 章：历史的影响 (The Impact of
History)
本章回顾了历史因素，特别是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思想，对西方教育治理体系的影响。
- 古希腊的理念 希腊人是第一批深刻思考政治和教育的民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认为 国家 应该控制教育，并将其视为公民培训的首要任务。斯巴达教育以军事效率为核心，而雅典则注重发展性格和思维，但雅典教育主要依靠私人办学和收费。
- 希腊思想的持久影响 希腊人对国家控制教育的信仰在现代被重新激活，例如普鲁士的教育重建（受冯·洪堡等学者影响）以及 1944 年英国教育法中对中央权威的强调。另一个负面影响是希腊人对机械和商业职业的蔑视，导致技术教育长期被视为低人一等。
- 精英教育 柏拉图选拔和培养“卫道者”（Guardians）作为领导精英的思想，深刻影响了英国的文法学校、公学和大学传统。近代，马修·阿诺德和罗伯特·莫兰特等教育家推动了精英教育的发展。战后，关于 “精英主义的兴起”（Meritocracy）的争议集中在如何组织普及中学教育，以及是否应在早期阶段选拔精英（如“十一加”）。反对者则支持综合学校，让不同能力的学生共同成长。
- 古罗马的贡献 罗马的教育治理传统早期强调 家长（特别是 paterfamilias）的无限权威。随着帝国扩张，为了培养行政人员，国家开始介入教育，并在公元 425 年通过法令成为唯一的教育权威。
- 教会的接管 西罗马帝国衰落后，教会 承担了重建文明的重任，并建立起修道院、主教区和教区学校。中世纪，大学作为一种“法人团体的、自治的机构”出现，是中世纪的伟大发明。大学和学院（如温彻斯特）被视为 societas（伙伴协会），这种法人团体自治的理念也影响了地方政府。
第 3 章：从冲突到妥协 (From Conflict to
Compromise)
本章记录了宗教改革后英国教育中长期的宗教冲突，以及国家系统如何通过妥协建立起来。
- 宗教改革的影响 宗教改革对英国教育造成了破坏，但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一样，都相信“教会文明”应该管理所有生活领域。在苏格兰，约翰·诺克斯的加尔文主义促成了广泛的教育系统。在英格兰，伊丽莎白一世将教会确立为“国家的宗教部门”，并要求教师宣誓和获得主教许可。
- 清教革命与宽容的出现 查理一世和劳德大主教残酷地利用教育强制执行宗教统一。清教革命期间，长老会也使用教育来传播其教义。但独立派和左翼清教徒的胜利引入了 宽容 的思想。他们创立的独立教会是基于讨论和同意的“亲密民主”。
- 持不同政见者的学院 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后，克拉伦登法典（Clarendon Code）压制了不奉国教者，导致 不奉国教学院（Dissenting Academies）的建立。这些学院将神学、古典学与数学、科学相结合，为英国教育注入了“现实主义”的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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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系统的建立 (1870) 到 19 世纪中叶，自愿社团提供的初等教育严重不足。尽管此前有阻力，但在 1870 年，《初等教育法》 通过。福斯特（W. E.
Forster）凭借其卓越的政治手腕，在保守党选票的支持下，促成了法律的通过。该法案的核心是 “双重系统” 的妥协（自愿学校与新的学校董事会学校并存）。关键条款包括 “良心条款”（尊重家长宗教意愿）和 “考珀–坦普尔条款”（公立学校不得教授教理问答或特定宗教纲要）。义务教育也在此阶段逐步推行。
第 4 章：教育与政治 (Education and
Politics)
本章讨论了教育与政治的复杂关系，特别是关于教育是否应该“超越政治”的争论。
- 冲突与和平 1870 年的妥协并未带来和平，学校董事会与自愿学校管理者持续竞争。相比之下，1944 年的《教育法》是在相对平静的环境下达成的，得益于战时联合政府的合作氛围和主要利益相关者（如 R. A. Butler 和威廉·坦普尔大主教）的智慧与宽容。
- “超越政治”的主张 许多人认为教育应该脱离政党政治。他们担心政治战争（如纳粹的灌输）会损害学校；他们认为教育本身是培养个性、发展能力的目标。教师群体和学校独立性传统也反感政治干预。
- 1902 年《教育法》的党派战争 1902 年的法案废除了学校董事会，将郡和郡市议会定为教育管理机构，并首次使用地方税来资助自愿学校的维护。虽然该法案统一了教育服务，受到一些人的欢迎，但其对自愿学校（主要是圣公会）的资助引发了激烈冲突。以非国教徒领袖克利福德博士为首的 “消极抵抗联盟” 拒绝缴税，并引发了地方政府（特别是威尔士）的叛乱。这次事件表明教育如何被党派政治所利用。
- 政治的必要性 尽管存在冲突，但教育和政治密不可分。教育是“权力的重要来源”，因此必然是政治辩论的主题。例如，关于精英教育（右翼）与综合教育（左翼）的争议，已取代宗教成为主要的教育裂痕。
- 协商的价值 尽管政党竞争有时激烈，但协商和妥协是民主治理的重要方式。1944 年《教育法》的制定过程被视为 “通过协商实现治理” 的经典范例，通过广泛的咨询（如“绿皮书”）和利益团体谈判达成一致。教育部长行使权力时，需要得到充分的协商，以保障少数群体的意见得到尊重。
第 5 章：社会与经济影响 (Some Social and
Economic Influences)
本章讨论了社会结构和经济条件对教育的影响，并探讨了实现教育机会平等面临的挑战。
- 社会对教育的塑造 学校的作用是传承文化和改善社会。尽管英国教师在课程设置上有很高的自由度（教育部仅提供“建议”），但社会期望和公共舆论会引导学校走向某种程度的一致性。品格培训，即培养良好公民，在现代社会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 社会环境的阴暗面 相比学校内部工作，校外因素（家庭、媒体、工作、体育）对孩子的成长影响更大。尤其是在城市拥挤和破败的内区（“贫民窟”），儿童遭受情感、身体和智力上的剥夺。纽瑟姆委员会呼吁设立跨部门委员会来解决贫民窟的社会问题。
- 社会阶层与机会平等 教育机会平等 是自 1944 年以来的政策目标。然而，社会阶层仍然是决定教育机会的关键因素：专业和管理人员的孩子很少在 15 岁提前离校，而体力劳动者的孩子提前离校现象仍很常见。不良的住房条件（缺乏做家庭作业的空间）也妨碍了教育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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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学的影响 经济学家已成为教育进步的拥护者，认为教育既是 “人类权利” 也是 “国家投资”。目前，英国教育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ross National
Product）的 $\text{4%}$ 以上。由于科技发展迅速，现代社会对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强调 适应性。 - 战争的推动 重大战争通常是教育改革的催化剂。例如：克里米亚战争强调效率；普法战争促成了 1870 年法案；布尔战争促成了学校健康服务和供餐服务；两次世界大战分别促成了 1918 年法案和 1944 年法案。冷战也促使英国在技术教育领域加大投入以与他国竞争。
第 6 章：关于行政管理的一些思考 (Some Thoughts
about Administration)
本章深入探讨了教育行政管理的结构，特别是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之间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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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长与中央权力 1944 年法案设立的教育部长，职责是确保国家教育政策得到有效执行，拥有“控制和指导”地方教育机构的权力。部长权力巨大，但通常使用审慎。部长的地位至关重要，因为教育的利益广泛，需要强有力的内阁成员来代表。罗宾斯委员会曾提议设立两位部长，但最终决定是设立一位 教育和科学大臣（Secretary of State for Education and
Science），地位高于传统部长，以更好地协调整个教育领域。 - 权力制衡：地方教育机构 (LEAs) 尽管中央权力增强，但地方教育机构仍是重要的合作伙伴和 “自由的堡垒”。LEAs 负责政策的实际“执行”。LEAs 的行政职能应维持完整，不应为教育设立单独的特设机构，否则不利于与其他公共服务的协调。
- 前瞻性的行政改革 地方教育行政系统自 1902 年以来变化不大。未来改革应着重提升教师在行政体系中的地位（如设立法定教师机构）。同时，应赋予学校董事会更高的地位和更大的责任，并确保其成员的选拔基于服务能力而非政治考量。
- 委员会的作用 委员会是教育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通过讨论实现治理”的原则。委员会种类繁多，如咨询委员会（中央咨询委员会）、谈判委员会（伯纳姆委员会）和行政委员会（地方教育委员会）。教育委员会的主席质量至关重要，但任期不宜过长，以避免专断和促进经验分享。
- 专业行政人员 地方行政系统依赖业余和专业管理人员的结合。地方教育行政官员（首席教育官）通常要求具备良好的教育背景、教学经验和行政经验。
第 7 章：高等教育模式的变革 (The Changing
Pattern of Higher Education)
本章探讨了高等教育面临的革命性变化，以及罗宾斯委员会报告对未来模式的影响。
- 新时代的黎明 高等教育正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这源于战后出生人数的增长、公众对高等教育日益增长的需求以及国家对高技能人才的经济依赖。英国高等教育的机构种类繁多，传统各异，因此迫切需要进行全面规划。
- 高等教育的定义与挑战 罗宾斯委员会（Robbins Committee）被任命来规划高等教育的长期发展。委员会将 “高等教育” 定义为大学、教师培训机构以及达到 G.C.E. Advanced Level 或更高水平的继续教育课程。核心挑战在于如何平衡大学的 “学术自由” 与国家规划的需求。
- 大学治理 英国现有 31 所大学。它们享有 自治 传统。为保障大学自治，大学拨款委员会 (UGC) 作为政府拨款的渠道，介于政府与大学之间。除牛津和剑桥外，大学通常采用 双重治理结构：学术事务由学术机构（Senate）处理，而财务和对外关系由主要是外行成员组成的理事会（Council）管理。罗宾斯委员会支持理事会中有外行成员，以确保公共资金的使用得到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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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院（Colleges
of Education） 教师培训机构正在快速扩张。麦克奈尔报告（McNair Report）推动了 教育学院 的建立，将其与大学挂钩。罗宾斯委员会建议将教师培训机构命名为 “教育学院”，并成立 “教育学院” (Schools
of Education)，有权授予学士学位（B.Ed.），并由扩大后的拨款委员会提供资助。 - 技术教育的地位 罗宾斯委员会建议 “高级技术学院”（C.A.T.s） 应立即被授予 “技术大学” 的地位，以解决其学术地位不足的问题。委员会还提议设立 “国家学术奖委员会” (Council for National Academic Awards)，为继续教育学院的学生授予学位。
- 独立性与未来蓝图 学术自由 是大学的核心价值，它包括教师个人自由以及机构在课程、人员任命和研究方向上的自由。拨款委员会（Grants Commission）是确保协调与自由平衡的关键机制。未来，高等教育将遵循罗宾斯委员会的民主原则：“所有具备能力和意愿的人都应该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到 1980 年，预计全日制高等教育学生人数将达到 56 万。
第 8 章：国际事务 (International
Affairs)
本章讨论了比较教育学的历史，以及英国在国际教育合作中的作用。
- 比较教育的先驱 英国早期的教育行政人员（如 Kay-Shuttleworth）就对欧洲的教育发展进行了考察。马修·阿诺德 的报告通过对比，揭示了英国教育体系的不足。迈克尔·萨德勒（Michael Sadler）于 1895 年设立的 “特别咨询和报告办公室”，为比较教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 国际合作 现代世界通过合作推动教育进步。英联邦教育大会（1959 年牛津，1962 年新德里）是成功的合作范例，促成了 英联邦奖学金和研究金计划 和 教师培训助学金计划。英国还积极参与 欧洲理事会文化合作委员会 和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 的活动。
- 海外学生 大量海外学生来到英国（1961-62 年，约 $\text{10%}$ 的全日制高等教育学生来自海外），其中大部分来自英联邦国家。这些学生面临住宿和适应问题，但他们的存在对传播英国的善意和培养未来的领导者具有巨大价值（例如，罗兹奖学金得主）。
- 民族性对教育的影响 民族性深刻地影响着教育政策。例如，苏格兰和威尔士保持着各自的教育系统和文化传统。然而，激进的民族主义（如费希特在普鲁士提倡的）则将教育视为一种纯粹的政治工具，旨在塑造爱国公民，服从国家的意志。
- “大觉醒” 发展中国家争取民族独立和经济发展的运动被称为 “大觉醒”。这些国家面临着在经济基础薄弱的情况下满足强烈教育需求的困境。英国正与这些新国家建立新的教育合作关系，有望成为稳定世界的重要力量。
总结
《教育的治理》对英国教育行政体系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从古希腊的理念到战后高等教育的变革，全面覆盖了影响教育治理的政治、历史、社会和经济因素。该书强调了权力（无论是国家的、教会的还是地方的）在塑造教育体系中的作用，以及在民主社会中通过 妥协与协商（尤其是 1870 年和 1944 年的教育法）来解决深刻矛盾的必要性。同时，本书也指出了社会不平等、城市化问题以及全球化和经济竞争对现代教育系统的持续挑战。
进一步阅读建议
本书附带了按主题分类的建议阅读书目，包括历史类、政治类、社会学类、教育行政类、精英教育类以及其他国家教育类。例如，在“主要关于教育行政”的部分，推荐了亚历山大爵士的《英国教育》和瓦泽伊的《教育成本》。在“主要关于历史”的部分，推荐了克鲁克香克的《英国教育中的教会与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