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元章藏书0113
《国际教育局的先驱们》
Forerunners
of the International Bureau of Education
本书是一份详细的出版物摘录，主要探讨国际教育组织，特别是国际教育局的前身和早期发展。这篇介绍和内容提要来自一本书，写作背景为 1944 年，正值二战期间，旨在回顾历史，为战后国际教育合作（特别是联合国教育局的建立）提供指导和借鉴。内容细致地考察了自 19 世纪初以来，包括马克–安托万·朱利安、莫尔肯布尔、科尔尼希和范妮·费恩·安德鲁斯博士等教育先驱提出的各种国际教育计划，分析了这些计划在目标、结构、权力、资金和活动等方面的差异与失败原因。此外，文本还简要介绍了当时已成立和运作中的国际组织（如日内瓦国际教育局）的现状及其在战争期间的服务（如为战俘提供知识援助）。
本书是皮·罗塞洛博士 (Dr. P. Rosselló) 所著的《国际教育局的先驱们》一书的节译本，由玛丽·巴茨 (Marie Butts) 缩编和翻译。本书对一个多世纪以来旨在建立国际教育组织的努力进行了首次全面的调查。
绪论 (Introduction)
绪论由伦敦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教育年鉴编辑委员会主席 F. Clarke 撰写。他指出，本书的出版正值战时，作为《教育年鉴》系列丛书的临时性贡献，具有特殊价值和适时性。本书是罗塞洛博士于 1943 年出版的法文著作《Les Précurseurs du Bureau
International d’Éducation》的节译本。书中收录了关于《教育年鉴》的详细信息，该年鉴旨在满足互通信息和合作研究共同问题的需求，这与国际教育局的宗旨一致。
Clarke 认为，对于那些正在规划战后国际教育合作方案的人来说，了解先驱们的经验至关重要，这些历史经验既能提供指导，也能给予警告。通过阅读本书，规划者至少可以吸取两条教训：第一，制定方案时必须尽可能精确；第二，组织职能和职责很容易被过度负荷。
第一部分：历史回顾与先驱们的计划 (PART ONE)
1. 十九世纪初以前国际教育主义的简要回顾 (A Brief Review of
Internationalism in Education before the Beginning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本章追溯了国际教育组织思想的历史渊源。作者承认，难以在古希腊罗马的著作中找到相关迹象。直到基督教的胜利，国际合作在教育领域的存在才得到证实。天主教会被公认为“唯一具有真正国际性——或更确切地说，超国家性——教育机构”，拥有持续了十九个世纪的光辉而富有成果的传统。例如，特伦特会议 (Council of Trent) 的法令在整个基督教世界都具有教育立法性质。然而，宗教改革打破了宗教统一，发展了民族主义，使教育的世界性统一理想受到严重威胁。此后，目标转向在国家教育系统之间寻求联合或至少是合作。国际教育中心的需求迟至十九世纪初才出现，其原因包括：民族主义兴起导致壁垒林立，教育逐渐由教会服务转变为国家公共服务，以及各国设立了独立的教育行政机构（如公共教育部门）。
2. 巴黎的马克–安托万·朱利安及其教育委员会计划（1817）(Marc-Antoine Jullien, of Paris, and
his Plan for a Commission on Education (1817)) 1817 年，马克–安托万·朱利安 (Marc-Antoine Jullien) 出版了小册子《比较教育著作纲要及初步考虑》(Outline and Preliminary Considerations for a Work on Comparative
Education)。他提出了设立一个专门教育委员会、出版多语种公报和创建一所师范学院 (Normal Institute of Education) 的计划。朱利安被认为是国际教育局的先驱和比较教育之父。他认为比较教育研究能够推导出“可靠的原则、明确的规则”，使教育成为一门或多或少的实证科学。他明确指出，他的计划的充分实施需要几个国家元首的意愿和帮助。朱利安还预见，这种合作将是促进民族团结乃至世界和平的因素。他编制的调查问卷内容极其详尽，例如关于小学教育的问卷就包括 120 个问题。
3. 莫尔肯布尔及其常设国际教育理事会计划（1885）(Molkenboer and his Plan for a Permanent and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Education (1885)) 莫尔肯布尔 (Herman Molkenboer)，一位居住在德国波恩的荷兰人，在 1885 年发起了旨在建立常设国际教育理事会 (Permanent and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Education) 的运动。他的计划带有明确的和平主义色彩，认为教育统一是实现和平的手段，应由人民而非政府实现。他提议理事会应同时具有官方性和独立性，成员由“支持者”提名，再由政府任命。在经费方面，他天真地认为可以从战争部预算中拨出部分款项来资助理事会，因为理事会的和平影响可以减少国防开支。该计划因缺乏政府和教育界采取具体行动而告终。
4. 库尔尼希及其教育国际咨询中心计划（1904）(Kurnig and his Plan for a Consultative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Education (1904)) 库尔尼希 (Kurnig) 的计划与莫尔肯布尔的计划大部分相同，他提出了一个教育国际咨询中心 (Consultative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Education)。库尔尼希通过富有想象力的宣传方式来推广他的想法。他相信，要建立任何形式的国际联盟，教育家们必须首先在教育原则上达成一致，特别是对“过去历史的调和性解释”。
5. 弗朗西斯·科门尼及其国际教育学院计划（1905）(Francis Kemény and his Plan for an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Education (1905)) 匈牙利教授科门尼 (Francis Kemény) 对国际教育合作领域的一切努力都了如指掌，并发现了朱利安的著作。他认为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并非矛盾，而是和谐互补。他在 1905 年提出了建立国际教育学院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Education) 的计划，以及一份关于法律、法规、统计和书目的国际教育评论。他认为该学院必须得到政府的支持。科门尼是推动国际教育合作事业最优秀的宣传家之一，他全心支持其他先驱者的工作，如 Peeters 和 Andrews。
6. 爱德华·皮特斯与国际教育信息局（1909）(Edward Peeters and the International
Bureau of Educational Information (1909)) 皮特斯 (Edward Peeters) 在 1909 年首次将理论付诸实践。他创立了私营的国际教育信息局 (International Bureau of Educational Information)，总部设在比利时的奥斯坦德 (Ostend)。他的月刊《Minerva》成为该局的官方机关刊物。该局是私人机构，资金严重短缺，最终在 1914 年战争爆发时关闭，收集的文献资料也散失了。
7. E. 勒邦努瓦与卡昂国际教育学院（1911）(E. Lebonnois and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Education at Caen
(1911)) 勒邦努瓦 (E. Lebonnois) 创立了法国诺曼底卡昂的国际教育学院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Education at Caen)。其最初目的是为大学暑期课程的考试引入统一规则。学院的季度评论《Le Courrier》作为协会互相协助和比较教育研究的工具。该学院也是一项私人事业，由卡昂暑期课程资助，于 1914 年因战争中断。
8. 范妮·费恩·安德鲁斯博士与定于 1914 年召开的国际教育会议 (Dr. Fannie Fern Andrews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Convened fbr 1914) 安德鲁斯博士 (Dr.
Fannie Fern Andrews) 的倡议最具成功希望。她将她的和平教育理念转变为一项由政府发起的会议计划。她成功说服了美国政府支持该计划。会议原计划在海牙举行，由荷兰政府召集。会议目的是建立一个教育和教学信息国际局。尽管有 16 个政府表示愿意派代表参加，但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会议最终未能举行。会议的《拟议章程》提出，该局将由一个由缴费国代表组成的理事会管理。安德鲁斯博士后来成为日内瓦国际教育局工作的参与者。
9. W. 斯科特与国际教育委员会（1914）(W. Scott and the International Board of Education (1914)) W. 斯科特 (W.
Scott) 提出了建立国际教育委员会 (International Board of
Education) 的计划，并通过美国国会提交了一项法案 (H. R. 12247)。他独特的设想是创建一个世界教育基金，资金来源是合作国拨出 1914 年陆海军预算的 1%。委员会的投票权将根据国家的人口和贡献比例分配，但每个国家在自己的领土内有否决权。该计划随着战争爆发而中止。
10. 国际联盟盟约与常设国际教育局计划（1919）(The Covenant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 and the Plan for a Permanent
International Bureau of Education (1919)) 凡尔赛条约签订后，国际联盟盟约中没有明确提及“教育”一词。尽管如此，安德鲁斯博士和妇女国际组织在巴黎和会上提出了一项决议，要求在盟约中加入条款，以设立一个常设国际教育局。该提案的目的是使教育的宗旨和方法与国际联盟的指导原则相协调。然而，该决议未被采纳。
11. 国际教育局计划与国际联盟（1921）(The Plan for an International Bureau of Education and the League of
Nations (1921)) 1921 年，在国际联盟理事会的讨论中，M. Léon Bourgeois 提出建立一个教育办公室，旨在向学校和大学传播国际合作的理想。这引发了关于该机构应是纯粹收集信息的“技术”机构（如 M. Hymans 所述）还是传播和平理想的“和平主义”机构的混淆。最终，在 1921 年国际联盟大会的第五委员会上，“教育”一词被特意从关于知识合作的决议中删除，因为代表们担心这可能意味着国际联盟试图干预各国的教育系统。这导致建立国际教育组织的计划再次落空。
12. 弗雷德里克·佐林格及其国际教育局计划（1922）(Frederick Zollinger and his Plan for
an International Bureau of Education (1922)) 佐林格 (Frederick Zollinger)，苏黎世州公共教育部门的秘书，提出了将国际教育局（IBE）隶属于国际劳工组织（I.L.O.）的计划。他认为该局应是政府间的信息和文献中心。佐林格的计划非常注重技术活动，包括收集和出版文件、建立教育信息部门、发行公报和年鉴、组织国际会议以及设立儿童心理学学院。尽管他的计划在 1922 年的道德教育大会上获得通过，但后续缺乏实施步骤。
13. G. W. A. 拉基及其国际教育研究理事会和世界教育局计划（1925）(G. W. A. Luckey and his Plan for a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Research Council and World Bureau of Education (1925)) 拉基 (G. W. A.
Luckey) 提出的机构是一个自愿性的、相互合作的民族联盟，旨在推动全球教育和人类福祉。该组织将是一个“中央、合作、咨询、信息、调查和启蒙机构”，职能包括收集信息、制定统一和可比较的教育统计计划，以及评估学生学分。理事会成员应由各支持政府从教育界提名的合格人选中选出。该机构计划暂时设在日内瓦。拉基强调，理事会的任何具体行动都不具约束力，其主要职能是提供信息和咨询。
第二部分：系统性研究 (PART TWO)
第二部分旨在系统地分析国际教育局先驱们提出的三大核心问题：教育局的计划中应包含哪些教育问题、该中心的性质和法律结构，以及其各项活动。
1. 国际层面出现的教育问题 (Educational Problems
Arising on the International Plane) 本章将教育问题划分为四个维度，并探讨它们在国际层面的体现：
- (a) 有关教育目标的问题： 涉及政治、宗教和伦理等意识形态层面。例如，将学校用于促进民族间和平的事业，就带有强烈的政治含义。先驱们对此态度不一，有些旨在创建非政治性、非宗教性的中立机构（如 Peeters, Lebonnois, Luckey, Zollinger），有些则明确将机构服务于国际和平理想（如 Molkenboer, Kurnig, Andrews 的早期构想）。
- (b) 有关教育人员的问题： 涉及家长、教师和学习者（学生）。这一领域的问题在先驱们的计划中占据次要地位，主要被视为私人协会的职能。
- (c) 有关教育过程的问题： 涉及科学教育学，即改进教学方法、课程和教学辅助工具。例如，朱利安和拉基都主张对课程和教学方法进行比较研究。
- (d) 有关教育组织的问题： 涉及比较教育、学校组织、立法和行政管理。这是先驱们最为关注和擅长的领域，他们认为比较教育研究需要官方合作和权威机构来实现。
2. 为解决国际教育问题而设立的机构 (Institutions set up
to deal with Educational Problems on the International Plane) 本章分类列举了已建立的国际教育组织，这些组织按其主要关注的问题领域（目标、人员、过程、组织）进行分组。
本章还比较了先驱们对国际教育组织法律结构的构想。
- 官方还是私人组织？ 十二个计划中有十个选择政府间组织。选择官方机构的原因是看重其财务稳定性和对国家教育当局的影响力。但反对意见担心官方机构可能缺乏改革所需的独立性和自由。
- 权力与特权？ 先驱们很少提及机构的权力。国际联盟反对赋予机构制定和执行教育方案的权力。大多数先驱的设想（如 Jullien, Kemény, Peeters, Lebonnois, Zollinger）倾向于将其定位为科学和信息中心，其作用是刺激和启发，而非强制执行教育政策。
- 财政资源？ 主要来源包括：政府拨款（Scott 甚至提议将战争预算转用于教育），私人会员的会费（效果往往不佳，如 Peeters 的机构），以及基金会或私人捐赠。
3. 教育机构在国际层面的活动 (The Activities of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on the International Plane) 先驱们对国际教育局的核心活动达成高度一致：
- 期刊出版： 大多数先驱都梦想发行国际教育期刊或公报（如 Jullien 的 Bulletin, Peeters 的 Minerva）。
- 非期刊出版： 包括专著、教育年鉴（Zollinger 曾提出）以及朱利安提议的教科书。
- 研究与信息传播： 建立图书馆和档案，进行比较教育研究，并向教育界传播信息。
- 组织培训： Jullien 和 Zollinger 曾提议设立师范学院或儿童心理学学院，组织常设和季节性课程。
4. 失败的原因 (Causes of Failure) 国际教育局的历史充满了挫折。早期计划（如 Jullien, Molkenboer, Kurnig, Kemény）被认为过于超前。1914 年海牙会议的失败完全归咎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其他失败因素包括：
- 政治因素： 和平主义诉求激怒了民族主义反对者；对教育事务的集中或统一的恐惧，特别是联邦制国家对此尤为警惕。
- 缺乏有力的支持者： 早期机构缺乏像其他国际组织那样有影响力的赞助人。
- 缺乏连续性和协调性： 多数先驱们在制定计划时互不提及或了解彼此的工作，造成重复努力。
结论 (Conclusion)
尽管历史充满失败，但先驱们展现了勇气、毅力、信念和无私精神。他们的努力不仅留下了榜样，更逐步形成了一套世界教育中心的普遍理论（或曰“学说”），为后来的机构奠定了基础。
日内瓦国际教育局（1925 年成立）最终实现了先驱们的大部分梦想。该局已发行了大量比较教育出版物、季度公报和年鉴，并拥有庞大的图书馆和常设公共教育展览。在战争期间，日内瓦国际教育局通过其知识援助战俘服务（Service of Intellectual Assistance to Prisoners of War），创新性地增加了人道主义活动，并成功维持了其技术工作。该局立志在战后继续为教育界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