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元章藏书0084
《我们时代的民主教育》
Education
for Democracy in Our Time
《我们时代的民主教育》一书重点讨论了美国教育在应对全球和国内社会危机中的关键作用。作者强调，在面临潜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民主制度的压力以及经济和社会不确定性的背景下，教育肩负着巨大的责任。文章深入探讨了当代社会危机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本质，包括工业革命带来的经济不平等、阶级分化以及法西斯主义与民主之间的思想冲突。最终，文本提出了教育改革的必要性，倡导通过普及的免费教育和民主的教学方法，培养公民的批判性思维和社会责任感，以维护和实现真正的民主。
杰西·H·纽伦（Jesse H. Newlon）的著作《我们时代的民主教育》（Education for Democracy in Our Time）于 1939 年出版，隶属于哈罗德·本杰明担任顾问编辑的麦格劳–希尔教育系列。
扉页及前言（Preface）
本书在欧洲战争爆发（1939年9月）前已完成手稿，但作者认为只需进行少量修改。纽伦指出，民主正与反动势力进行着决定命运的斗争，民主的价值观、宗教宽容、人道主义以及知识自由都面临着严重的威胁。实现这些民主价值观取决于经济重建，以确保所有人的安全和自由。作者强调，目前的全球局势赋予美国教育巨大的责任。他认为，教育工作者必须根据社会科学和自身经验对社会场景进行分析，以制定恰当的社会和教育目标。纽伦坚信，未来教师不仅要在制定教育政策方面，还要在整个公民和社会生活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编者引言（Editor’s Introduction）
顾问编辑哈罗德·本杰明在引言中回顾了人类控制自然力的四个阶段，并将这些阶段的演变类比于教育实践和理论（即“行”与“思”）的发展。他指出，纽伦这位教育理论家正处于这四个阶段中的第四层级。纽伦的教育哲学建立在“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危机”之上，基于当下的问题和民主的持久价值。本杰明称赞本书是一本杰出的著作，因为它立足于“第一级的事实，基本的事实”，是美国新教育必须坚实建立的基础。
第一章：不确定时代的教育（Education in an Age of Uncertainty）
作者将 20 世纪 30 年代描述为西方文明史上最关键的时期之一，充满了压力、混乱、不确定性和深刻的社会变革。民主和自由主义传统在全世界受到攻击，体现为俄罗斯革命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以及意大利和中欧（如纳粹德国）出现否定民主原则的威权主义国家。美国的教育也反映出这种不确定性与混乱。教育被视为民主有效运作的关键工具和重要的社会控制手段。学校和教师承受着来自不同个人和团体的巨大压力，试图控制教育，例如通过立法控制课程内容（如田纳西州禁止教授进化论的法令）或推行教师效忠宣誓。
作者回顾了美国教育体系的惊人增长，包括小学的普及、公立中学入学人数的激增（1890年不足25万，现今约600万），以及大学数量的增多（现有超过1200万青年就读）。
本章还讨论了教育领域出现的两个重要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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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运动（Scientific
Movement）：旨在将科学方法应用于教育问题研究，并相信教育可以被归结为一门科学。虽然引入科学方法是“非常有利”的，但许多研究者过于关注现有学校流程的改进，而非审查其基本假设，导致注意力从更深层次的社会关系中分散。 -
进步教育运动（Progressive
Education Movement）：强调个体的价值和独特性、学习过程中的主动和经验元素，以及所有教育的社会性和社会目的；反对形式主义和强加。虽然该运动是自世纪之交以来美国教育中最具创造性的元素，但其对“以儿童为中心”的过度强调曾被批评倾向于培养夸大和无纪律的个人主义。
最终，作者指出，由于时代的不确定性，关于教育目的存在巨大困惑。争论的核心在于教育应仅仅追随社会共识，还是应在社会重建中发挥积极作用。作者总结，教育必须为民主而努力，这需要一种“适合我们时代需求的民主教育理论和方案”。
第二章：社会危机的本质（The Nature of the Social Crisis）
世界大战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工业革命和经济个人主义时代的终结。19世纪的工业革命将农业和手工业文化转变为工业和城市文明。这次物质扩张最终在经济竞争和帝国利益的产物——世界大战中结束。
危机的原因在于：
- 经济变革：行会和重商主义的限制被打破，自由市场和经济个人主义出现。
- 垄断与周期性萧条：在“自由竞争”下，大型企业兴起，财富集中，并形成了新的垄断形式（如托拉斯）。工资不足、资本支出过度扩张和投机导致了周期性的经济萧条。
- 技术性失业：新的节约劳力机器和大规模生产流程剥夺了人们的工作，失业者不再能迅速被新行业吸收。
在美国，尽管资源丰富，但经济体系高度相互依存。财富和经济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传统的个人所有权（有形财产）正在向通过公司股份实现的集体所有权转变。
危机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 经济危机：大多数工人与生产工具分离，成为“受雇或被解雇”的工薪阶层，缺乏经济保障。
- 政治危机：缺乏经济保障和经济权力的公民，其政治权利处于危险之中。政治权利可能被交易以换取虚假的保障承诺。
- 思想危机：两种世界观的冲突——威权主义（基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绝对主义）与科学、实验主义和民主（基于经验和人文需求）。这场冲突是不可调和的。
结论是，20世纪的问题在于如何为了全体人民的利益来控制经济，这是民主面临的最高考验。
第三章：美国生活的希望（The Promise of American Life）
在维护民主的斗争中，美国拥有优势，因为威权主义尚未在拥有充足自然和技术资源的国家得逞。美国的资源包括：
- 文化和人力资源：继承了西方世界的文化、英国的政治自由传统（如《大宪章》）。移民的多样性融合了各种文化。
- 边疆影响：边疆是民主的学校，培养了勇气、独立、现实主义和合作精神，并使阶级区分不那么明显。
- 人口趋势：人口增长将稳定或下降，但美国的资源能够以高效的技术流程支持比现有规模大三倍的人口。
- 自然资源：美国自然禀赋极其丰富，矿产、土地、森林资源充足，是世界上经济上最接近自给自足的国家。
- 技术：工业设施先进，拥有大规模生产技术，国民收入有能力实现“丰裕经济”。
作者认为，实现“丰裕经济”的障碍主要是道德、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而非技术问题。虽然美国传统中存在冲突（如经济个人主义与民主合作），但民主理想深入人心，民主制度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第四章：手段与目的（Means and Ends）
本章核心在于自由与经济安全的问题，强调经济不安全时，人们无法在政治和社会上自由。作者分析了实现安全的五种主要提案：
- （历史）资本主义：假设自由市场和自由竞争，反对政府对商业的大多数现有管制。
- 改良/进步资本主义：保留私有制和利润，但通过更广泛的管制、规划和社会保障（如罗斯福新政、合作社运动）来修改这些原则。
- 社会主义：主张生产为使用而非利润，通过集体所有制和民主进程逐步实现社会主义。
- 共产主义：接受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斗争是根本，需要通过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作为实现民主的第一步。
- 法西斯主义：接受生产工具的私有制和利润制度，但彻底拒绝民主，代之以威权主义或极权主义国家。
纽伦坚决主张手段必须与目的相适应。专制手段无法实现民主目的。例如，在一个工业和商业体系中，工人没有发言权，就无法培养民主公民所需的习惯。他指出，民主是一种道德和社会观念，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基础是相信人的价值和尊严。
在社会重建方面，教育必须使人们理解经济和社会的变革是必要的，特别是不可抗拒地走向更紧密的社会控制和规划。作者认为，在美国，暴力革命只会导致某种形式的法西斯政权。他呼吁政治党派进行重新调整，形成一个反映经济现实的自由党派，推进社会化措施。最终，保护公民自由（言论、出版、集会自由）是民主的最高政治目标。
第五章：我们时代的民主教育（Education for Democracy in Our Time）
教育始终是一种社会行动，被用于实现特定的社会目的（如一战前的德法民族主义，以及战后的苏俄和法西斯国家）。
作者对比了两种教育观念：
- 机械主义：将学习解释为刺激–反应机制的运作，以习惯养成为主（威权主义者使用的方法）。
- 创造性过程：强调主动、体验和创造性学习，目标是发展批评和评估能力，以及独立思考和行动。
教育的目的是使个体更明智地反思和指导自己的经验，实现周到的自我指导。在民主社会中，必须培养对自由社会原则的忠诚。
美国建立免费学校的初衷具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培养智能公民，确保共和政府（即民主）的成功。在当代，政治教育（广义上解释）是学校最紧迫的责任。
民主教育的社会方案轮廓：
- 使儿童、青年和成人理解民主的意义，特别是其经济和道德影响。
- 灌输对智力方法的依赖，即科学方法，并拒绝威权主义。
- 认识到不可抗拒的社会趋势，例如从经济个人主义向社会控制的持续扩展。
- 促进文化普及，发展个体的鉴赏力和创造力。
- 实施教育中的民主，因为专制方法无法实现民主目的。
作者明确反对在教育中采取“中立”政策。他认为，教育必须有意识地、深思熟虑地规划，以赢得青年对民主的忠诚。真正的“反对灌输”者，其理论（只教“如何思考”，不教“思考什么”）在危机时期可能会导致“貌似自由主义的”教育，从而使学校成为社会反动的完美支持者。
第六章：美国学校的社会方案（A Social Program for the American School）
美国课程体系正处于需要进行一次类似 18 世纪后半叶那样的根本性重建的边缘。由于社会复杂性和青年入学率的提高，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变得至关重要。职业教育被推迟到中学高年级或初级学院。
课程规划原则：
- 当代文化中心：教育必须以当代美国文化及其需求为重心。学科内容应具有工具性价值，而非内在价值。
- 整体性与连贯性：应将学校课程视为一个整体，从早期教育到大学，消除小学、中学和大学之间的界限。
- 功能性课程：规划必须灵活，以适应进步教育的价值，但拒绝其无政府主义倾向。
- 核心课程：提供一个对所有人共同的核心经验，专注于我们文化的研究。
- 社区参与：学校不应与社区分离，应让儿童和青年充分参与社区生活和有益的社会工作。
这种教育方案要求教师具备更高的学术水平，不仅是专业领域的学术，还包括对教育理论、美国社会及其世界背景的深入研究。
第七章：控制与管理（Control and Administration）
教育的控制权必须赋予全体人民，而非任何特定的社会阶层或团体。教育在政府中具有独特的功能，应尽可能远离党派政治的斗争，以维护其自由和稳定。
美国教育的特点是地方和非专业人士对学校的控制。然而，由于旧的政治单元过时以及社会经济的变革，地方控制体系存在缺陷（如行政单位过小）。
实际控制权总是由社会中的主导力量或利益集团（如商会、制造商协会、劳工组织）行使。教育管理者必须理解美国社会的阶级结构和动态，并为民主而努力。
在民主的行政管理中，必须保证效率。教育董事会成员应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而非仅代表少数经济上有利的阶层。
教师参与行政管理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能提升专业效率和发展，且符合民主的要求。行政管理者的职能是专业的教育工作者和公仆，而非工业中的“老板”。教育行政管理的重建对于民主至关重要，因为如果民主政府不能有效运作（如面对官僚主义和既得利益的阻挠），就可能让位于某种形式的专制。
第八章：机会平等（Equality of Opportunity）
平等是民主的基本理想，经济福祉和安全是有效平等的基础。美国在提供教育机会平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通过普及中小学教育实现了免费入学。
然而，教育并非真正免费：许多青年因缺乏经济资源（如学费、书本费、生活费）而被迫中断学业。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途径是向贫困家庭的青年提供助学金（subsistence grants）。
由于地区财富差异巨大，教育资助不能仅依赖地方，州和联邦政府必须参与财政支持。作者呼吁大幅增加教育支出（从 $20 亿美元增加到 $40 亿美元），建议约一半资金由联邦政府提供。
联邦支持不应带来联邦控制，因为地方控制更有利于维护教学自由，且更难被“法西斯思想的政党”利用进行集中控制。
作者反对公共资金支持私立和教会学校，认为这违反了“公共支持只用于公共控制的机构”的基本原则，并可能危及政教分离。他还警告，通过联邦机构（如平民保护队 CCC、全国青年署 NYA）可能导致在美国出现两个相互竞争的公共教育体系。
第九章：教师行业的社会方案（A Social Program for the Teaching
Profession）
教师作为教育工作者和公民，承担着关键的集体社会责任。在教育政策的制定中，教师必须发挥主导作用。教师不能置身于公民事务或政治之外，因为教育政策本身就是社会和政治性的。
教师组织的作用：教师必须通过组织来履行其集体社会职能。在经济和社会重建的时代，教师行业必须澄清其立场，不能保持中立。主要职能包括：研究教育、领导教育政策制定、参与更大的社会和政治政策的塑造（反对经济不公、法西斯主义、捍卫公民自由）。
作者认为，教师行业必须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与民主力量结盟，特别是与那些致力于保障人民经济安全和自由的群体合作。他以科罗拉多州教师协会与劳工和农民团体合作，推动所得税立法的成功案例为例，说明教师组织必须积极参与政治斗争，反对特权和反动势力。
关于教师是否应隶属于有组织的劳工运动（如美国教师联合会 AFT），纽伦认为，只要劳工组织致力于民主且符合专业标准，教师加入工会是宪法、专业和道德上的权利。虽然教师与劳工运动有共同利益，但隶属关系的适宜性取决于具体情况和地点。他强调，政治合作在许多情况下是比正式隶属更可取的途径。
第十章：教育与美国民主的未来（Education and the Future of American
Democracy）
教育是一种社会政策，旨在改变行为。作者批判了四种关于教育与社会政策关系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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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真理（Universal
Truth）：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普遍的人性要素，与特定的时代、文化或政治经济条件无关（例如哈钦斯校长和柏拉图主义的观点）。纽伦认为这种观点是反动的，它将教育引向社会停滞，且忽视了现代科学和文化人类学的发现。 -
教育即宣传（Education
as Propaganda）：将教育用作向年轻人灌输预定社会理想的工具，以维持现状或推动激进变革（例如法西斯主义和俄罗斯的做法）。这种方法依赖于权威和蛮力，否定知识自由。 - 进步教育的中立性：强调学习方法的重要性，主张研究有争议的问题，但不旨在培养对任何特定人道主义目标的忠诚（只教“如何思考”，不教“思考什么”）。纽伦认为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中立性，其结论不足以指导教育，且可能使学校在危机时期无法有效服务于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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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觉的民主规划（Conscious
Democratic Planning）：这是本书所倡导的观点。教育必须有意识地规划，以培养青年对民主的理解和知情的忠诚。这意味着教育必须诚实地、现实地处理影响人民福祉的关键问题，但始终在民主的框架内进行。
纽伦断言，中立性是不可能的。在社会冲突领域，不作为本身就是一种积极的社会行动。教育如果回避冲突，就会将自己的影响力投向反对变革的力量。
他总结，民主的未来和教育的未来密不可分。教育必须被重新定向和改造，以有效地服务于民主，并在正在出现的新社会秩序中成为一支建设性的力量。